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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该读的法律书
2011-07-13 16:23:58 来源:原创 浏览次数:0

法律人该读的法律书

 关键词:苏力 法律 文学  四川成都刑事律师 成安律师

苏力教授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发掘的是中国经典文学中的法律之维,该书问世后立即给中国法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国内“法律与文学运动”的起步并不算太晚,但其发展却是明显缓慢。在此情形下,苏力教授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无疑地会对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会“开创一个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新热潮”,推动了我国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书中的基本结论是值得肯定的,并给法律人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对法律人极具启发性。作为刑辩律师的我推荐一切愿意法律工作的人都应当认真读一读。

     内容简介:(参见导言)

本书试图拓展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法律与文学。苏力先生将主要以中国的一些传统戏剧为材料,分析法律的或与法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尽管其运用的材料是文学的、历史的并因此是地方性的,而其的根本关切却是当下的、现实的因此是一般性的。这种关切表现为,首先,作者试图从理论逻辑上阐明——而不是传统的“讽喻”或暗示或影射——这些问题对于今天中国法律与秩序之建构形成的相关性;其次,在这一努力中,作者希望创造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的可能,以及更一般地——与作者先前努力一致——创造在中国思考我们的、同时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的可能性。前者关注的是法律制度;而后者关注的是法律理论。(参见导言)

 关于法律与文学这一主题,在中国,至少自90年代以来,法学界经有一些法律学者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在比较有意义的有:贺卫方的论文《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刘星的《西窗法雨》、《古律寻义》中也有类似的追求。不过相比之下苏力教授的这本《法律与文学》更具有“开 创一个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新热潮”的巨大影响。

 《法律与文学》的魅力并不仅仅源于它文字的通晓流畅,还源于它在内容上的颠覆性。应当说,苏力的每一本著作都是极具颠覆力的,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送法下乡》,再到《道路通向城市》,都是横空出世,让人为之侧目。尽管你可以质疑他、批评他,说他是“为了贡献而贡献”(邓正来语),但你不可以绕过他、忽视他。同样的,苏力在《法律与文学》中所据以分析的材料——元杂剧——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赵氏孤儿》、《梁祝》、《窦娥冤》以及《十五贯》等,但他能在无疑处有疑,“于无声处听惊雷”,得出的结论与我们长期接受的大相径庭,无论如何,这对读者来说都是智识上的挑战和愉悦。比如他在《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大报仇〉为例》一文中颠覆了我们一贯认为的复仇制度是人类野蛮、不文明的产物,他认为恰恰相反:复仇,特别是制度化的复仇,其实是一种文明、理性的产物。在苏力看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文明、理智越是发达,复仇越残酷;复仇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的是文明的发达程度。尽管在苏力的论述中,可以不断地看到波斯纳和《哈姆雷特》的影子,但这个结论仍然是中国式的,并且苏力也以此拒绝不加分析地接受在中国废除死刑这一当前极为叫座的意识形态。再比如,在《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一文中,苏力认为,梁祝的悲剧并不在于我们惯常以为的“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也不仅仅是因为婚姻包办这一“吃人的封建礼教”。相反地,他论证了,早婚早育、父母包办婚姻制度以及媒妁之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是合理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制度的合理性不是永恒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但是这种变迁,是我们无法判断,也是无法事先安排的,制度只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也即,对于制度的变迁,人类是无能为力的。这个结论尽管令人悲观,但却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苏力在这里是“借尸还魂”,借的是梁祝的尸,还的是保守主义的“魂”——在这里,“保守主义”并不一定就是贬义词。类似的对传统观点的颠覆还不断地出现在对《窦娥冤》和《十五贯》的分析中。应当指出的是,在苏力那里,没有什么当下的结论是不需要检验的,众口一词的事实未必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他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合理性辩护,因此,如果在《法律与文学》中看到任何乖张的论断,都大可不必惊慌。  

《法律与文学》一书发掘的是中国经典文学中的法律之维。虽然苏力一再强调他对经典的阐释不是传统的“讽喻”或暗示或影射,但毕竟他要针对的问题却是当前的和未来的,而且他的分析往往夹杂着许多个人的情感和抛开文本的单纯想象,有些地方失之于严谨是在所必然的,受到各种批评也是毫不奇怪。重要的是,他的基本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对我们也极具启发性。波斯纳曾在他的《法律与文学》的导论中说,“构成伟大作品的那些不断变化的经典作品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它们能够对生活在不同时代,从而也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产生共鸣,而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和文化与这些作品完成的时代和文化迥然不同”。经典文学是历史的,也是当前的,对它的阐释不是对历史本身的解读,还原当初和揭示真相不是阐释者的任务,重要的是能否引起当代人的共鸣,能否对当代和未来有所助益。毫无疑问,苏力以及他的《法律与文学》对此是有所贡献的。[①]

   综上所述,作为以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为代表的,对涉法文学在法律史研究中对于单纯法律文献的不足起着重要的弥补作用,它也给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其所具有的缺陷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取代法律文献资料,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过瑕不掩瑜,苏力教授的这本《法律与文学》还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致力于从事法律工作的人认真的阅读与玩味。

 经典语录

来自社会的期待总有其自身的正当性,因此对官员构成一种压力,问题是,来自社会的期待和压力能否提升官员的司法审判能力?这种压力又是否一定有利于整个司法?本章试图论证,从总体上看,这种期待不够现实,因为官员个人审判能力基本上不会因社会期待或压力而有实质性的改善,最多只有边际的改善;而且由于天才或者杰出者总是很少,也由于难以制度化的准确选拔,因此哪怕是最好的司法制度也都主要是,甚至就是,由中等智力和道德水平的人运作的;即使有这样的智力上的天才或道德的楷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无法制度化发挥作用,因为任何可靠且有效的制度只能接受(容纳得下)极少数这样的人;甚至,这种提升官员个人能力的社会期待和制度化压力,如果没有精细的技术和制度配套(而传统社会就是如此),反而会导致整个制度总体能力的减弱。(P198)

 因为官员审判案件的能力,尤其是处理疑难案件的能力,如同前两章分析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因素,例如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富裕程度和制度的因素,例如社会劳动分工、职业化等。在这些给定的社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个人因素也会起作用,有时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戏剧中描述的包拯、况钟等清官都是重要例证,似乎个人的智慧或勤政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戏剧文本的分析和反思,很快就会证明这种印象非常不可靠。

 选择这两个戏剧(《灰阑记》和《十五贯》)不仅仅是因为两剧都讲了清官平反冤案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两剧的主人公包拯和况钟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分别主要展示了智慧和勤政,以及——我更关注的——这两者的限度。(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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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春伟《以“法学之眼”看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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