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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的量刑
2011-07-13 16:24:02 来源:原创 浏览次数:0

经济犯罪的量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本无可厚非,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取才之道都是一路畅通,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其《伊凡•伊列区之死》一书中写到:“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无数的十字路口,每一次,我们都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但我们从不选它,因为我们知道,正确的路有多难走”。加之人本性中的贪婪的欲壑难填,在逐利的竞技场上,各种黑幕与违法手段纷繁上演。这便导致了各种经济犯罪与利用职务谋财的犯罪不绝如缕,从陈同海到成克杰、郑筱萸,再从死刑到死缓、无期,这些似曾相识的一幕幕总是接连不断的上演。在茶余饭后作为谈资之虞,我们是否也该慎思这生命与金钱、刑罚与量刑这不可承受之重。

服从选择守法还是违法行为,有一个投入和收益比较的成本考量问题,对于一个理智的人而言,假如犯罪没有收益,就不会选择去铤而走险。马克思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从犯罪的动机角度而言,也许更多的不是因为法律不够严厉,几乎没有哪个经济犯罪与公职类罪犯不知法律是何物。正如美国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所言:“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问题,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题”。

经济类犯罪和公职类犯罪的罪与罚,常常绕不过的是金钱与罪刑的折抵问题。说到规范量刑,就有必要提到最近几起舆论反应强烈的案件,比如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受贿1.9亿元居然逃过了死刑判决,这引起了极大争议。

相对而言,我国刑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刑法中算是比较规范、齐备、周到的法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常发生案件判决结果引发当事人乃至公众不满的尴尬局面。个中原因,就是我国司法在完全走入法治轨道之前的量刑规范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公民的普遍正义感被侵犯以及对司法信任的丧失。

在英美法系许多发达的法治国家,其实很多时候法律对某类行为并无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法官在判决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遵循前例、逻辑缜密,在法无规定之时、或是冲突矛盾之时更是能以法理来推敲出一个适当的判决结果。这个判决也许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却又和法律的精神相符,因此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尊重和信任。法官的“自由心证”,在这种貌似随意实则严谨的判决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法治国家的司法和法官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信任和尊重,源于法治理念的普及和深入、司法清廉、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在当下中国,我们虽然曾倡导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裁量,但实际的结果却是权钱交易不断,司法丑闻迭出,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天壤之别的判决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尚未完全进入法治轨道的时候,在刑事判决方面实行规范化的量刑,有着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

首先,我国刑法在量刑规定中是相对刑,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从5年到10年是一档)。规范量刑,可更大限度的促使法官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不纳入到量刑过程,更有利于破坏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的公平。同时,当前存在的较为严重的法官腐败,量刑规范化可以进一步消除法官在量刑过程中过于主观随意甚至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信息化社会,各种刑事判决的信息,很容易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快速展现到公众面前,并由此形成对照。如果各地法院量刑标准更接近,不现象严重的不一致,也会增加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其次,兼顾犯罪构成与其他法定酌定情节。定罪数额是对追究刑事责任所设的入罪门槛,数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是对量刑所设的递档的衡量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否则,就会犯一叶障目的错误,出现罚不当罪的情况。在司法语境中,有一个常识性的说法是:每一个案件都是特殊的,所以,司法官都要以特殊的态度对待之。类似的犯罪行为,数额相同量刑存在差别,是符合司法特点的。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案件是千差万别的,全部把握,区别对待是刑事司法政策的精义所在。区别就是要体现案件的个别性差异,然后进行个别化处理,不承认裁判的差异性,既不符合实际,也不会做到精密司法,实现公平。追诉犯罪与罪责担负的过程中,钱和刑并不是截然两分的。特定犯罪,满足了退赃或者赔偿了经济损失和交足罚金后,对行为人从轻、减轻和免除罪责是有法律依据的。民事责任具有吸收、抵销和吞并刑事责任的功能。金钱具有修复被破坏秩序的恢复功能,刑法对一些图利、侵财类犯罪或者过失犯罪,规定有自由刑和财产刑并罚,对一些侵犯私人法益,采取优先考虑赔偿补偿直接被害自然人,比只考虑追究犯罪人的罪行,而置被害人物质诉求于不顾,社会效果要好得多。社会是复杂的,犯罪类型是多样的,被害人的诉求是不同的,有人需要金钱贴补家用,有人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是满足物质上的要求还是精神上的安慰,这与不同被害对象和加害人个体差异都有直接关系。所以,刑事手段的解决方式绝非采取允许与禁止一分为二的标准,也不可能只有单一“定罪服刑”那么简单,在这个意义上,钱能买刑并不难以理解,也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
  
    最后,我认为经济犯罪不应该适用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陈同海(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9573亿元一审判死缓,也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司法部门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16大到17大一直都有代表主张经济类犯罪应当不适用死刑。在法学界学者间也日益达成一致死刑应该慎用甚至取消在经济犯罪里面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价值的位阶中,生命永远都是第一位,无论是多么重要的财产、多少数额的财产似乎都不能给生命一个价码。如果生命可以用生命来衡量,我们应该给其一个如何的等价交换,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生命有价码,那么被判处死刑的人可以付出这个价码来交换。毫无疑问,我们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在所有的人权中公民最不能、也不情愿让渡给国家的也是生命。生命是一切权利与价值的承载着,对于一个失去生命的个体而言,再谈多少财产、多大损失又有何意义?因此不能用财产的多寡来衡量是否剥夺生命,生命应当被尊重,因为只有一次,而财富可以再创造。人性、人权不应当被审判的如此之轻。

也许公民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所有的经济案件不适用死刑,这必然需要一个过渡阶段,也是法治(不仅是法律)知识普及的阶段。经济犯罪的量刑标准的出台也更能让审判更加公平,但是我仍坚持不应当适用死刑,一个社会如果将希望只寄托于重典,就等于承认其它社会努力的失败。一种圆满的完善的法应当具有人情味,内含一种情理,没有情理的法是一种桎梏、一种奴役,所以,法应当具有人性基础。法不仅应有秋风扫落叶般的严酷,还要有春风煦日般的温暖。只有这样的法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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