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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群:雷洁琼严景耀的“政法”往事
2014-12-15 18:08:37 来源:陈夏红广播站 浏览次数:0

艾群:雷洁琼严景耀的“政法”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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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群


今年是雷洁琼和严景耀两位先生在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开始执教的60年。


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系大调整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系、社会学系取消(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被取消),这些教师和学生连同法律系的师生调整合并到一所新的院校:北京政法学院。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就是在这次调整中从燕京大学来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他们执教多年的燕京大学没有了,校园成为了北京大学。


人们更多地知道雷洁琼是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副市长、民进中央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务;也知道严景耀是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社会学、犯罪学学者、北大教授。但鲜有文章和报道提及二位先生1952年至1972年间曾在北京政法学院为教的生涯事迹;或是很少提起或是简单地一两句话带过这段的经历。


可是毕竟20年,怎能一言两语说过?也许是不想说?!在北京政法学院20年执教的日子里,夫妇二人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们有着很多难言之隐。


人已去,后人无从知晓他们对这段岁月的亲身感受。时过境迁,那时的事情已经淡忘疏离,二人在世的时候也很少说起,时隔几十年后笔者通过采访当年和雷洁琼严景耀二位先生共事的一些教师,多少知道一些他们那时候的琐事。而20年间和他们一起工作过或是听过他们授课的人现如今也已经年逾古稀。他们的回忆像碎片,串联起来大致可以了解雷、严二人在此间的为人和处境。


严景耀:没什么架子,和同事关系融洽


在北京政法学院,雷洁琼任副教务长,二级教授;严景耀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三级教授。


今年80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廉希圣,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和严景耀先生在一起工作。“那时候我们刚来,也就是20多岁,不懂怎么教课、怎么做学问,严景耀、吴恩裕老教授给我们讲做学问当从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开始,然后怎么利用资料,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当老师不做无米之炊。他们都是这样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但每人又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做法。后来我做教师多年,一直对自己、也对青年教师说:‘要想做一个好教员,必须先做一个好的资料员。’这句话就是受到严先生的启发。”廉老师回忆往事说,“严景耀是教研室主任,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很关心,手把手地教。那时候每逢年轻教师上讲台前的试讲,严景耀他们老教师都来听,这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今年同样80岁的许清教授,195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后,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他说:“当年我们年轻教师都去听严景耀先生讲课,他开的课程是资产阶级宪法,其中讲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把复杂的政治关系讲得十分透彻,我们听的也很明白。他讲课没有讲稿和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教材,只有苏联的书。严先生从不拿讲稿,顺手拈来、谈笑风生,有时还举一些例子,十分生动,学生们很爱听,积极做笔记。但严先生的课不是主课,期末也不考试。”
当时学校并不让严景耀和雷洁琼讲什么法律主课,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像他们这样能讲课的不多,大多闲置起来,先改造思想去了。


今年89岁的方彦,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一建校他就在那工作。他年轻的时候和严景耀先生在一个教研室任教。他回忆说:“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课可以讲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严景耀教授提出讲课的事情,我们教研室就联合搞了一门课———‘世界概况’。严教授写苏联部分的讲义,因为他去过苏联。那稿子写的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严教授还讲过苏联宪法,讲课效果也不错。记得他从苏联考察回来,给我们做了一次报告,后来被批判说他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那时的人说话都是谨慎小心,说不准因为哪句话就会遭到批判,严景耀也没想到讲苏联的事情以后也会被说成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行为。


在国家法教研室工作的老师们都知道只要严先生来开会,都会带一些糖果、巧克力、饼干和好烟给大家享用。这些东西大家都没有见过,只有他们高级民主人士才有,一是他们出国带回来的,二是高级民主人士国家有特供,严先生总是分给大家享用,和同事们的关系很融洽。


雷洁琼:教授婚姻法课,法律的味道不浓


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雷洁琼和费青被任命副教务长,刘昂为教务长。教务处的事情大多由刘昂决定,他是党的老干部。后来苏联专家来了,教务的事情便由他们说了算。雷洁琼的社会活动虽多,但除了开会、出国,她都按时、按点来学校上班,还开设了婚姻法课程。


1952年,赵克俭(1954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北京政法学院上学的时候,雷洁琼给他们讲授婚姻法。让他回忆60年前的情形,他还是想了几天才说:“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讲课的老教授只有雷洁琼和严景耀,他们是高级民主人士,是统战对象,其他老教授都是所谓的旧式知识分子,所以靠边站了。我当时是从北大调整过来的学生,1953年的上半年,雷洁琼和严景耀给我们上大课。严景耀讲国家法,雷洁琼讲婚姻法。我现在回想起来,雷洁琼讲婚姻法,法律的味道并不是很浓,因为她学的是社会学,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解放初期社会学课停了,不让开这门课。那时候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这些课的阶级性不那么鲜明,而是讲人的共性的东西,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凡是不讲阶级性的课都被打入冷宫。雷洁琼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就只得改为教授法律课了。雷教授的婚姻法课当时是在礼堂上的大课。她讲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婚姻自由的原则、一夫一妻制的原则、男女平等的原则,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批判封建礼教,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对于妇女的合法权益应该给予特殊照顾,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她的讲课中很少有案例分析,因为她在这方面的实践很少,所以更多的是从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妇女解放的角度讲婚姻法。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些其实是社会学的内容。她以前是有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不让讲了,她就把社会学的内容放在了婚姻法里讲授。她讲得挺精彩,层次条理清楚,口齿清楚,嗓门也大,不愧是老专家。”


在谈起严景耀时,赵克俭回忆道:“严景耀教授在大礼堂也给我们上过课。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是搞犯罪学和监狱学的。但是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并没有让他开这两门课,只让他讲国家法。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宪法,只有共同纲领起着宪法的作用,唯一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他讲资产阶级宪法、讲苏维埃宪法,讲课效果很好,课堂时间掌握的非常准,分秒不差。他口才非常好,有时还穿插一些小故事,我们觉得老教授就是很有水平。可惜只有他们俩能出来讲课,别人都靠边站,改造好了再上台讲。那时没有人旷课,没人嫌课少、嫌法律的味道不浓。当时课程不多,民法刑法课请过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的教员来讲课。苏联专家讲过民法课,说几句话就要翻译一下,所以效果不太好。”


“文革”前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记得听过严景耀的课,交口称赞。他讲过的课有世界概况、资产阶级宪法、中国宪法、国际法等。


雷严二人相敬如宾


雷洁琼、严景耀夫妻二人的关系正像中国老话说的那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再加上西方绅士的儒雅风度。


那时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住在南锣鼓巷,就是原来北京大学的四合院里面,院系调整后这个院子就归了北京政法学院所有。学校刚搬到学院路,住在城里的教授们都是坐公交车到当时算是郊区的学院路41号上班。那时这地方是荒郊野外,公交车也很少,交通十分不方便。


“后来学校有了一辆十个轱辘的美国大卡车作为班车,接送老教授们上下班,这样的情形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后来又有了一辆大鼻子斯格达大轿车,教授们上下班的状况就好多了。”吴昭明老师(1955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留校,原党办主任,现年79岁)回忆这段时光道。


“我和雷严夫妇同住在南锣鼓巷的那个大杂院里,是多年的邻居。每天早晨雷洁琼、严景耀俩人总是形影不离地走出家门、一同去坐班车到学院路上班。”张效文老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留校任教,现已退休,现年79岁)说。到了学院路,“我记得有一次看见过严景耀先下车,给雷洁琼开车门,并作出一个手势,意思是LadyFirst,请雷洁琼先走,非常绅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夫妻关系,让我们颇为感慨。夫妻之间都那么彬彬有礼,实在难得。”薛梅卿教授(1954年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任教,现年81岁)很有感触地说。


“每天早上到校园,严景耀一定把雷洁琼送到联合楼门口(雷洁琼的办公室在联合楼二层),二人相互摆摆手说再见。然后严景耀到自己的办公室(3号楼)上班,中午他们在6号楼250房间午休。下班的时间,严景耀也是去接雷洁琼一起坐班车回家。严景耀从来都是让雷洁琼走在前面,自己在后面走。”方彦老师还记得这些多年前的情景。


年轻的时候,为了事业,雷洁琼不要孩子,严景耀便尊重雷洁琼的决定。“我认为从这件事情看出严景耀十分尊重雷洁琼,这对于做丈夫的确是大度的表现。”薛梅卿教授这样说。“记得有一次雷洁琼和学生下基层搞运动,学生问她为什么没有孩子,雷洁琼笑着回答:‘我们是先绝育,后结婚。’一点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提出表现出不高兴。”张效文老师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张效文和雷洁琼做邻居好多年。他说:“从来没有听见过雷严二人在屋里吵嘴甚至大声说话。大院里只有雷老家有电话,她好多次帮我传呼电话。1976年1月严景耀先生脑溢血去世,雷洁琼先生好长时间情绪都缓不过来,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不出来。他们感情那么好,一下子一个人没有了,确实对雷洁琼打击太大了。”


雷严二人的“文革”岁月


“文革”开始,北京政法学院的校领导、老教授的日子都不好过。钱端升、刘靖西等校领导挨批斗、剃阴阳头,老教授们被关在5号楼,交代问题。雷洁琼、严景耀这次也没有因为他们是高级民主人士而逃脱。“文革”前学校对他们还是比较客气,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就不论那套了,他们也属于反动学术权威。雷严二人在“文革”期间都写过交代材料,尤其是严景耀被认为有重大的历史问题。1930年代,严景耀研究过曾任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副典狱长。“文革”期间严景耀因此挨过批斗、剃过阴阳头,他们在南锣鼓巷的家也被抄过。


邹德慈(女,1954年毕业留校,后任司法部司法协助局局长,78岁)回忆当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雷洁琼的命运也开始转变。1969年林彪下达1号通令,全民备战,城里的人都要疏散到郊区和农村去。那年冬天,学校的教工都被疏散到延庆张家营镇的一个村子,住在老百姓家里达好几个月的时间,家属留在城里。雷洁琼、严景耀也去了,雷洁琼和我还有军宣队的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同在一个炕上住。天已经很冷了,应该是穿棉衣的季节,雷洁琼没有棉袄穿,因为她的家给红卫兵抄了,贴了封条,不许雷洁琼、严景耀回家拿衣服。去延庆的时候我们都穿着棉袄,雷严二人只穿着毛衣。在延庆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可做,我们就出去到镇上逛,而雷洁琼没有棉袄只能在炕上围着被子坐着。她的家被封了,工资停发了,只给一点生活费,其实就是伙食费,还是很困难的。记得雷洁琼整天坐在炕上织线衣,就是把发的劳保线手套拆了,织线衣或者线裤,因为没钱买毛线。其实雷洁琼不是一个干家务活的人,所以她整天坐在炕上织线衣我觉得挺奇怪的,就问她,她操着广东口音说:‘为了打发时间啦!’她说是给她的外甥女的孩子织衣服。为什么把我们三个人安排在一个炕上住?就是为了监视雷洁琼。军宣队的那个女的还给我布置了任务,她不在的时候让我看着雷洁琼。其实我是个‘摘帽右派’,也是被监视的对象,军宣队的那人监视我,再让我监视雷洁琼。记得隔好几天才让严景耀来看雷洁琼,军宣队的那人就让我暗自听他们都讲什么,然后向她汇报。雷洁琼一直说话非常谨慎,从不发牢骚,他们就是互相问候,聊聊家常话,所以没有什么把柄可让军宣队抓住的。雷洁琼就是提出请求给她棉袄,后来天气太冷,军宣队就允许他们回家拿了棉衣穿。那时雷洁琼有60多岁了,也和我们一起去外面抬水,而且路也不算近。”


1971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工都去了安徽宿县五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雷洁琼、严景耀也被要求去了干校。“记得在去干校的火车上,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工安排了卧铺,而雷洁琼夫妇却被安排在硬座车厢,他们岁数已经不年轻了,但硬是坐到了安徽宿县,这是军宣队故意安排的,整他们两个人。到了干校还比较人道,让他们俩住在一个小茅屋里,其他人都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邹德慈说。


孙炳珠教授(1952年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直到退休,81岁)说当年:“干校的时候我和雷洁琼教授一个连,我们连自己做饭,廉希圣、余书通等人烧火做饭,我和邹德慈俩人开了一个小卖部,为全连的人解决日常用品的问题。雷教授他们也去伙房打饭,然后回到小屋里吃。我记得曾问过雷教授是怎么保养身体的,她说她从来也没有刻意地保养或吃什么补药,就是长期喝牛奶,到了干校就买奶粉喝。那时候在干校净搞运动,整天让大家开会抓什么‘5·16’分子,最后也没有揪出一个‘5·16’来。所以干活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活不算太重。”


方彦老师追忆:“在干校的时候,雷洁琼、严景耀住的小屋又阴又潮,但他们从不发什么牢骚,也受得了。他们两人岁数比较大,干的活不算太重,也就是让他们到菜地捡捡菜叶子、间一间苗什么的。我的活是每天给大家发报纸,所以我不下地干活。1972年军宣队宣布上面的决定要解散北京政法学院,大家都各自找出路。雷洁琼、严景耀回到北京,去了北京大学教课,以后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她也没回来。”


在北京政法学院这20年,雷洁琼、严景耀经历了院系调整、经历了一切按照苏联专家的指示办事,经历了“反右”,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被打倒的遭遇,他们肯定有许多的委屈和痛苦憋在心里从不说出。


这20年间,他们两个人几乎没有再著书立说。早在1934年,严景耀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过了50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严景耀论文集》里面的文章截至1954年,这以后没有再看见严景耀有什么著作问世。一个最早研究中国犯罪问题的学者,后来却没有什么建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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