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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艾述洪、陈茜律师做无罪辩护

时间:2019.08.23案例来源:为你辩护网 分类:无罪辩护 浏览:105

案件编号:2016卓安刑辩字第012号

关键词: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承办律师:艾述洪、陈茜律师

 蒋健 陈茜.png

一、【案例简介】——刘某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2013年至2014年期间,何恒(已判刑)了解到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进行倒卖有利可图,便找到没有农机具购买需求的骆邦庆等35户农民,使用该35户农民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成都农商银行存折等证件办理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35台,骗取国家补贴共计1296200元。2014年9月25日,何恒之妻王霞聘请聘请四川广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詹肇成为何恒的辩护人。2014年11月6日,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检察院以何恒涉嫌犯诈骗罪、行贿罪,向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4年11月5日,被告人詹肇成向王霞提供了购买农机具村民的证人名单,要求王霞联系名单上的证人以调查取证。此后,王霞按照詹肇成的要求联系了证人宋作文、罗维江、骆邦计、骆邦吉、李昌良、吴开贵、何光涛、郑继福、刘江9人。当曰,被告人詹肇成和刘某(四川广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霞等人前往蒲江县洪福村,在该村村委会附近,先后找到宋作文等9人,由詹肇成询问,刘某负责记录,共制作了9份调查笔录。在调查笔录中,宋作文等9人称自己曾购买过农机具,补贴款被自己取得并使用,现农机具已倒卖。

       2014年11月18日,蒲江县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何恒涉嫌犯诈骗罪、行贿罪一案时,詹肇成提交了由其本人和刘某调取的9份调查笔录。庭审结束后,公安机关再次对宋作文等9人进行调查,9人均称是王霞和詹肇成、刘某找到他们,要求他们改变证言,以便帮助何恒减轻罪责,故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

       2014年12月9日,蒲江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何恒有期徒刑十年、以行贿罪判处何恒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被告人何恒不服,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0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案件督查工作中,发现案件线索,后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16年1月13日,被告人詹肇成、刘某在蒲江县被公安机关抓获。

二、【辩护思路】

       辩护人在接受被告人委托后,艾述洪、陈茜律师立即与被告人刘某沟通,并询问案件的有关情况,之后立即前往办案机关处与办案机关进行沟通,艾述洪、陈茜律师仔细分析了案件的证据,并提出了如下的法律意见:

       辩护人总的意见是:

       (一)刘某没有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犯罪动机。

       (二)刘某没有妨害作证的故意。

       1、刘某没有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直接故意

       2、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有证据证明刘某不希望证人提供虚假证言,也并非持放任的心态,且有理由相信证人所做笔录可能属实

       (三)不排除其他非归咎于刘某的原因导致出现证言矛盾。

       (四)直接故意应当是妨害作证罪的必备条件。

       (五)本案刘某没有实施引诱他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的客观行为。

       (六)从与对同案具体当事人处理方式比较,及根据刑法谦抑性要求和当前庭审实质化司法改革精神,不应当认定刘某构成犯罪,对刘某的处理应当慎重。

       1、从与对同案具体当事人王霞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应当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

       2、如果仅仅是因为证人改变证词前后不一致,或取证存在一些瑕疵,就以刑法予以介入和评价显然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

       3、慎重处理本案,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

三、【办案结果】——被告人刘某无罪

       艾述洪律师接受委托后,立即介入案情,多次与被告人积极沟通,寻找相关的证据和材料,最后被告人刘某无罪。

四、【办案随笔】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罪名。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是指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而辩护人常常需要积极开展工作,取得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这就很容易产生辩护人不择手段开脱、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责的表象,使人误以为其从事了参与伪造证据等妨害作证的行为。因此,仅凭辩护人调查取证的积极态度和某些取证行为来推断辩护人的主观故意,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针对上述特点,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严格区别与把握辩护人依法履行法定责任与妨害作证行为的界限。虽然豁免辩护人履行职责中一切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不适当的,但不适当地扩大辩护人应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势必会限制、甚至变相剥夺辩护人行使辩护权利,从而妨害律师履行职务,影响刑事诉讼法任务与目的的实现。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其中,“有意”应理解为仅限于直接故意,即辩护人明知自己的妨害作证行为会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而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认定辩护人是否具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应注意:一是要结合个案的外部条件和辩护人的职责义务,判断辩护人是否存在“明知”的充分条件。二是要从辩护人的客观行为人手,分析其是否具有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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