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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进路

发布时间:2021-06-10 浏览:277次 来源:人民检察编辑部 人民检察

编者按  

张军检察长在2020年初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指出,认罪认罚工作牵涉面广,社会工作、法律工作及量刑建议精准化工作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为准确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深入了解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存在的难点及考量因素,加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进路”主题进行探讨。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刘 辰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检察官)

李建超(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问题

一: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是什么?对“精准”二字如何理解?

杨宇冠

“精准”是指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即对犯罪嫌疑人适用的主刑、附加刑的刑种、刑期以及刑罚执行方式等提出明确的、确定的建议。但需要注意的是,“精准”并非要求“件件精准”,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越精准,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之前对自己可能被判处的刑罚的预期越直观,如果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符合了他们的预期,则他们接受判决的程度越高,反悔上诉的机率就越小,这也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升诉讼效率的制度目的。此外,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讲,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意味着检察人员综合办案能力的提升,如果法院最终采纳量刑建议,也能体现检察机关“量刑的精准”,权威性得到展现。从法院方面来看,认罪认罚案件一般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基础扎实,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之前已经“认罪认罚”,且签署相应的具结书,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减轻了审判人员在定罪和量刑问题上的工作负担,让本不复杂的案件简单处理,及时解决矛盾,大大提升审判效率,使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审判更重要更复杂的案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刘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有别于以往我们理解的量刑建议。以往的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据,单方面提出的刑罚请求,其形成过程是基于检察官的自身分析和判断。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控辩双方开展量刑协商,检察机关不再是单方面提出刑罚请求,而是基于控辩双方的协商以及结合被害方的意见,在对案件事实及量刑情节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定罪量刑的请求合意。量刑建议虽由检察机关提出,但不仅代表检察机关单方立场,而是诉讼多方合意的结果,体现的是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协商意见的共识。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最核心、最根本的变化,基于这种特殊的制度功能,量刑建议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李建超

量刑建议精准化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概念,从字面涵义来说,是指量刑建议确定、准确。理解“确定”“准确”,要结合量刑建议的形式和效果来把握。形式上,确定刑量刑建议,即对刑种、刑期、刑罚执行方式等提出明确、确定的建议;效果上,刑罚的实现是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即量刑建议是检察官在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提出、与被告人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类似的案件在建议的量刑轻重上基本相同。

实践中,判断量刑建议是否“精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被告人对刑罚结果的预期明确、自愿服判,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的认可和接受度高;二是法官经过全面审查后依法予以采纳,按照量刑建议进行了宣判;三是被害人通过量刑建议的内容获得了权利维护和救济补偿。

问题

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官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应考量哪些因素?办案中有哪些难点需要解决?

杨宇冠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应当重点考量量刑建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意性。“合法性”是指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减轻、免除处罚的,应当于法有据,对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免予刑事处罚。“合理性”是指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给予多大程度的量刑减让,要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情节以及案件的其他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综合考量从宽幅度。“合意性”是指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生成基础是量刑协商,强调的是控辩双方“你来我往”的互动反馈决定过程,而不是仅仅“形式听取,作出决定”的单方型决定程序。检察机关应当就案件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对于未采纳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

刘辰

量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司法活动,相对于定罪而言,量刑过程则包含了更多裁量因素,包括刑事政策、量刑标准,乃至法官量刑经验等等,量刑信息的庞杂也加剧了量刑活动的复杂性,但越是复杂越应把握好量刑的原则与规律。精准量刑除了准确把握各种量刑情节外,还应把握以下方面:一是对各个量刑情节进行全面评价。对可能影响量刑的全部情节进行调查、核实、全面评价,是精准量刑建议的基础,全面评价要克服“重从重情节,轻从宽情节”“关注法定情节,忽视酌定情节”的思维定势,确保在量刑建议形成过程中对影响量刑的每一个情节都给予充分关注和认真考量。二是对认罪认罚情节予以准确评价。应当在自首、坦白、赔偿谅解等从宽情节基础上,对认罪认罚情节再额外给予从宽考量。单独评价能够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更明确、更突显,明确的制度优惠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三是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应体现减让幅度差别。在侦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要给予逐渐递减的量刑减让,这既是对主观罪责的客观评价,也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四是严格依法量刑。量刑活动具有较大的裁量性,但从宽不是法外施恩,量刑必须依法进行。这里的“法”包括刑法以及量刑指南等实体规范,也包括刑事诉讼法、量刑程序指导等程序规范。如认罪认罚情节能否跨档减刑的问题,就应把握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认罪认罚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况下,不能提出跨档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五是坚持罪刑相适应。罪刑相适应是根本原则,其着眼点在于罪刑均衡,也即量刑建议从宽减让的尺度把握要准确,应与罪行严重程度和应当承担的刑责相匹配。既要防止量刑减让不够,从宽落不到实处,也要防止过度从宽,有罪无刑。

李建超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

对于事实因素。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里的“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可以归于事实因素的考量范围。其中,“犯罪的事实”是量刑的基本前提,只有立足于犯罪事实,把基本事实搞清楚才可能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犯罪的性质”即通常所说的“此罪与彼罪”的定性,性质严重的重罪案件在量刑减让的把握上应格外慎重,从宽幅度一般应适当小于性质较轻的轻罪案件。“情节”的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广泛,比如行为人事前的一贯表现,事中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方法、犯罪对象、犯罪所处的时空条件以及犯罪的形态,事后的悔罪表现,是否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是否有自首、坦白、立功,是否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积极取得被害人谅解等等。“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质上也是情节的一种类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直观、外在的体现危害结果量的情节。这些情节都应当是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对情节考察得越全面,量刑建议的把握才越精准。

对于法律因素,最根本的是应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两个基本原则。刑法是定罪量刑的总纲,量刑建议不得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应当以刑法既有的量刑条款为限度,在法定刑范围内从宽,而不是就量刑“讨价还价、无边退让”。另一方面,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还应当结合刑法规定的自首、坦白等法定和酌定情节具体把握,不宜直接援引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目前,较为一致的认识是,认罪认罚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上的双重价值,并且这种双重价值是刑法中自首、坦白法定认罪情节,以及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酌定认罚情节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因而,应当将认罪认罚理解为独立的从宽情节,而不是对既有法定、酌定情节的概括表述,在量刑时应予以单独的从宽评价。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幅度进行精细化设定,一则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较之于一般的自首、坦白情节或者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酌定情节从宽尺度适当增大,以体现其独立的情节价值;二则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复评价,解决将其作为独立情节后与自首、坦白或者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情节的交叉竞合问题。

问题

三:如何看待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法院量刑裁判权之间的关系?

杨宇冠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求刑权的体现,且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也可为法院正确裁量被告人的刑罚提供重要参考。同时,量刑建议也是检察机关对法院的量刑裁判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但该法律后果并不侵犯法院独立的量刑权。因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性质与法院判决的性质不同。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的审判权包括定罪权和量刑权,可见,被告人的最终量刑结果是由法院决定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当”一词虽然体现出一种约束力的意味,但它并不涉及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侵犯,它所强调的是法院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控辩双方合意的一种尊重和认可。同时,在“应当”前面,法律还规定了“一般”这个限定词,与“一般”相对应的就是“特殊”和“例外”,意味着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采纳,也充分体现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将该“特殊情形”明确划分为五种,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指引,且第二款也规定了在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法院视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包括直接依法判决。可见,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非直接引起法院必然的采纳,法院并不是简单的确认主体,而是选择和决定主体。

刘辰

量刑建议本质是刑罚请求权,是“一项程序性的建议权”,提出量刑建议是检察官的法定职责,刑罚请求权与定罪请求权一样,是一种请求权,并不具有最终决定的效力,法官仍然依法对支持请求与否进行裁决,量刑建议本身并不会侵蚀法官的量刑裁判权。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法官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法定情形,这说明量刑建议并不能代替法院裁判,恰恰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不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冲击,反而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实质性保障。将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分流处理,法官才能有更多时间精力集中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活动,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

问题

四:如果量刑建议未被采纳,检察机关该如何应对?

刘辰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除法定情形外,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可以调整量刑建议。检察机关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这是关于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处理规定。

那么如何理解量刑建议的采纳标准,即如何理解“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这一法律规定?对量刑建议采纳标准的理解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同认识,我认为,采纳量刑建议的标准是量刑建议无“明显不当”,而非“稍有偏差”“略有不当”。“明显不当”,应当以人们一般认知所感受的明显错误、严重偏离为准,包括主刑选择错误,或者刑罚大幅度偏离致畸轻畸重,或者附加刑、缓刑适用错误等。

当然,检察机关也应充分尊重法院在量刑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形要区别对待。对于未采纳量刑建议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应依法提出抗诉予以纠正;对于虽未采纳量刑建议但尚未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应在尊重法院量刑裁量权的前提下,加强与法官沟通,或者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共识和量刑标准的认识统一;对于个别法官对制度存在误解或抵触而经常不采纳量刑建议的,必要时应通过抗诉方式予以纠正,同时要加强多层面沟通消弭抵触。总之,检法两家应从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有利于维护整体司法权威出发,共同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持续发展。

李建超

关于这个问题,应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应理性、平和地认识和评价法官对量刑建议的采纳问题。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但“一般应当采纳”并不等于“照单全收”,对于明显不当的量刑建议,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不予采纳,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是审判权的本质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尊重法院在量刑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不能仅仅因为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就一概提出抗诉。

二是应依法审查法院量刑裁判,并进行分类处置。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诉判不一的时候,除了审查常规性、一般性的抗诉事由(例如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认定不当、法律适用错误等)外,检察机关主要应当关注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未采纳量刑建议且适用刑罚明显不当。如果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法院无故未采纳且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进行纠正。其二,未遵守法定程序且造成司法不公。为了维护量刑建议的司法刚性,刑事诉讼法及《指导意见》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仅限于法定的五种情形,且必须经过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的法定程序。如果刑事判决存在未采纳量刑建议且适用刑罚明显不当、违反法定程序且造成司法不公等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其三,未采纳量刑建议但适用刑罚并无明显不当。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法院对并无明显不当的量刑建议作出小幅度改判,而改判后的刑罚同量刑建议差别并不大。针对此种情况,是否需要提出抗诉往往成为难题。个人认为,在精准量刑建议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制度施行的前期阶段,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如果量刑裁判和建议的偏离度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且法官裁量确有相应理由的,应当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宜提出抗诉纠正,也不能认为是量刑建议不当或者质量不高;如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没有合理理由的,可以选择一些典型案例提出抗诉。

问题

五:如何进一步推动量刑建议的精准化、规范化、智能化?  

杨宇冠

对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程序法方面需要研究精准量刑建议的提出程序,特别是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在达成量刑建议的合意中各自的作用。此外,精准量刑建议的体现形式,即是口头提出还是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上深入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在实体法方面既要研究量刑建议与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的关系,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突破量刑幅度;也要研究刑法中所涉及的基准刑相关理论以及各种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在量刑建议中如何体现等问题。第三,有关部门也要注意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和应答,制定《量刑建议指南》之类的文件,以指导各地操作。第四,进行比较法研究,收集和研究域外公诉人在量刑方面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我国法律界提供参考。

刘辰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对量刑指引的完善。现行量刑规范性文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010年公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这是量刑活动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根本遵循,是开展量刑活动的基础,但目前已不能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量刑活动的新要求,需要加快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各省级检察院、法院也应根据自身地域特点和经济发展联合制定更为细化和有针对性的地方量刑指引,明确量刑尺度。二是运用大数据、智能化辅助量刑。科技对司法的辅助是多方面的,量刑建议是最直接最受益的一项。量刑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对大量判决进行数据收集、类案比对、量刑分析、典型案例推送等等,为司法人员量刑提供相对精准的参考幅度,科技支撑能够快速有效提升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因此,加快研发推广量刑智能辅助系统,是量刑建议走向精准化的必由之路。三是立法完善。量刑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现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些规定还未能完全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相衔接,刑事诉讼法或司法解释需要对量刑协商程序的构建予以完善。四是案例指导。通过各种层面持续发布类案的量刑指导案例有助于检察官掌握量刑规律与避免量刑建议失衡。

李建超

在理论上,应进一步深化对量刑建议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既从程序法角度认真研究量刑建议权与量刑裁判权、量刑辩护权以及被告人的反悔权、上诉权的关系问题,也紧密结合办案实践从实体法角度加强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基础,如量刑情节的研究;既从制度层面充分研究量刑协商、量刑规范、量刑沟通以及量刑调节等工作机制,也结合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和法律精神对量刑建议提出的原则、时机、形式和方法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既围绕量刑建议的采纳和改判进行研究,也聚焦量刑建议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进行研究,促进构建健全完善的量刑建议工作机制,形成规范完善的量刑建议程序规范,提升量刑建议的制度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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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进路

发布时间:2021-06-10 浏览:277次 来源:人民检察编辑部 人民检察

编者按  

张军检察长在2020年初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指出,认罪认罚工作牵涉面广,社会工作、法律工作及量刑建议精准化工作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为准确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深入了解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存在的难点及考量因素,加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进路”主题进行探讨。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刘 辰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检察官)

李建超(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问题

一: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是什么?对“精准”二字如何理解?

杨宇冠

“精准”是指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即对犯罪嫌疑人适用的主刑、附加刑的刑种、刑期以及刑罚执行方式等提出明确的、确定的建议。但需要注意的是,“精准”并非要求“件件精准”,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越精准,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之前对自己可能被判处的刑罚的预期越直观,如果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符合了他们的预期,则他们接受判决的程度越高,反悔上诉的机率就越小,这也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升诉讼效率的制度目的。此外,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讲,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意味着检察人员综合办案能力的提升,如果法院最终采纳量刑建议,也能体现检察机关“量刑的精准”,权威性得到展现。从法院方面来看,认罪认罚案件一般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基础扎实,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之前已经“认罪认罚”,且签署相应的具结书,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减轻了审判人员在定罪和量刑问题上的工作负担,让本不复杂的案件简单处理,及时解决矛盾,大大提升审判效率,使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审判更重要更复杂的案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刘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有别于以往我们理解的量刑建议。以往的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据,单方面提出的刑罚请求,其形成过程是基于检察官的自身分析和判断。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控辩双方开展量刑协商,检察机关不再是单方面提出刑罚请求,而是基于控辩双方的协商以及结合被害方的意见,在对案件事实及量刑情节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定罪量刑的请求合意。量刑建议虽由检察机关提出,但不仅代表检察机关单方立场,而是诉讼多方合意的结果,体现的是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协商意见的共识。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最核心、最根本的变化,基于这种特殊的制度功能,量刑建议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李建超

量刑建议精准化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概念,从字面涵义来说,是指量刑建议确定、准确。理解“确定”“准确”,要结合量刑建议的形式和效果来把握。形式上,确定刑量刑建议,即对刑种、刑期、刑罚执行方式等提出明确、确定的建议;效果上,刑罚的实现是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即量刑建议是检察官在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提出、与被告人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类似的案件在建议的量刑轻重上基本相同。

实践中,判断量刑建议是否“精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被告人对刑罚结果的预期明确、自愿服判,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的认可和接受度高;二是法官经过全面审查后依法予以采纳,按照量刑建议进行了宣判;三是被害人通过量刑建议的内容获得了权利维护和救济补偿。

问题

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官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应考量哪些因素?办案中有哪些难点需要解决?

杨宇冠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应当重点考量量刑建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意性。“合法性”是指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减轻、免除处罚的,应当于法有据,对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免予刑事处罚。“合理性”是指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给予多大程度的量刑减让,要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情节以及案件的其他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综合考量从宽幅度。“合意性”是指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生成基础是量刑协商,强调的是控辩双方“你来我往”的互动反馈决定过程,而不是仅仅“形式听取,作出决定”的单方型决定程序。检察机关应当就案件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对于未采纳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

刘辰

量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司法活动,相对于定罪而言,量刑过程则包含了更多裁量因素,包括刑事政策、量刑标准,乃至法官量刑经验等等,量刑信息的庞杂也加剧了量刑活动的复杂性,但越是复杂越应把握好量刑的原则与规律。精准量刑除了准确把握各种量刑情节外,还应把握以下方面:一是对各个量刑情节进行全面评价。对可能影响量刑的全部情节进行调查、核实、全面评价,是精准量刑建议的基础,全面评价要克服“重从重情节,轻从宽情节”“关注法定情节,忽视酌定情节”的思维定势,确保在量刑建议形成过程中对影响量刑的每一个情节都给予充分关注和认真考量。二是对认罪认罚情节予以准确评价。应当在自首、坦白、赔偿谅解等从宽情节基础上,对认罪认罚情节再额外给予从宽考量。单独评价能够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更明确、更突显,明确的制度优惠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三是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应体现减让幅度差别。在侦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要给予逐渐递减的量刑减让,这既是对主观罪责的客观评价,也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四是严格依法量刑。量刑活动具有较大的裁量性,但从宽不是法外施恩,量刑必须依法进行。这里的“法”包括刑法以及量刑指南等实体规范,也包括刑事诉讼法、量刑程序指导等程序规范。如认罪认罚情节能否跨档减刑的问题,就应把握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认罪认罚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况下,不能提出跨档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五是坚持罪刑相适应。罪刑相适应是根本原则,其着眼点在于罪刑均衡,也即量刑建议从宽减让的尺度把握要准确,应与罪行严重程度和应当承担的刑责相匹配。既要防止量刑减让不够,从宽落不到实处,也要防止过度从宽,有罪无刑。

李建超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

对于事实因素。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里的“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可以归于事实因素的考量范围。其中,“犯罪的事实”是量刑的基本前提,只有立足于犯罪事实,把基本事实搞清楚才可能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犯罪的性质”即通常所说的“此罪与彼罪”的定性,性质严重的重罪案件在量刑减让的把握上应格外慎重,从宽幅度一般应适当小于性质较轻的轻罪案件。“情节”的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广泛,比如行为人事前的一贯表现,事中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方法、犯罪对象、犯罪所处的时空条件以及犯罪的形态,事后的悔罪表现,是否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是否有自首、坦白、立功,是否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积极取得被害人谅解等等。“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质上也是情节的一种类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直观、外在的体现危害结果量的情节。这些情节都应当是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对情节考察得越全面,量刑建议的把握才越精准。

对于法律因素,最根本的是应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两个基本原则。刑法是定罪量刑的总纲,量刑建议不得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应当以刑法既有的量刑条款为限度,在法定刑范围内从宽,而不是就量刑“讨价还价、无边退让”。另一方面,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还应当结合刑法规定的自首、坦白等法定和酌定情节具体把握,不宜直接援引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目前,较为一致的认识是,认罪认罚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上的双重价值,并且这种双重价值是刑法中自首、坦白法定认罪情节,以及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酌定认罚情节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因而,应当将认罪认罚理解为独立的从宽情节,而不是对既有法定、酌定情节的概括表述,在量刑时应予以单独的从宽评价。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幅度进行精细化设定,一则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较之于一般的自首、坦白情节或者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酌定情节从宽尺度适当增大,以体现其独立的情节价值;二则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复评价,解决将其作为独立情节后与自首、坦白或者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情节的交叉竞合问题。

问题

三:如何看待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法院量刑裁判权之间的关系?

杨宇冠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求刑权的体现,且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也可为法院正确裁量被告人的刑罚提供重要参考。同时,量刑建议也是检察机关对法院的量刑裁判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但该法律后果并不侵犯法院独立的量刑权。因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性质与法院判决的性质不同。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的审判权包括定罪权和量刑权,可见,被告人的最终量刑结果是由法院决定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当”一词虽然体现出一种约束力的意味,但它并不涉及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侵犯,它所强调的是法院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控辩双方合意的一种尊重和认可。同时,在“应当”前面,法律还规定了“一般”这个限定词,与“一般”相对应的就是“特殊”和“例外”,意味着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采纳,也充分体现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将该“特殊情形”明确划分为五种,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指引,且第二款也规定了在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法院视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包括直接依法判决。可见,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非直接引起法院必然的采纳,法院并不是简单的确认主体,而是选择和决定主体。

刘辰

量刑建议本质是刑罚请求权,是“一项程序性的建议权”,提出量刑建议是检察官的法定职责,刑罚请求权与定罪请求权一样,是一种请求权,并不具有最终决定的效力,法官仍然依法对支持请求与否进行裁决,量刑建议本身并不会侵蚀法官的量刑裁判权。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法官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法定情形,这说明量刑建议并不能代替法院裁判,恰恰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不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冲击,反而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实质性保障。将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分流处理,法官才能有更多时间精力集中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活动,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

问题

四:如果量刑建议未被采纳,检察机关该如何应对?

刘辰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除法定情形外,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可以调整量刑建议。检察机关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这是关于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处理规定。

那么如何理解量刑建议的采纳标准,即如何理解“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这一法律规定?对量刑建议采纳标准的理解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同认识,我认为,采纳量刑建议的标准是量刑建议无“明显不当”,而非“稍有偏差”“略有不当”。“明显不当”,应当以人们一般认知所感受的明显错误、严重偏离为准,包括主刑选择错误,或者刑罚大幅度偏离致畸轻畸重,或者附加刑、缓刑适用错误等。

当然,检察机关也应充分尊重法院在量刑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形要区别对待。对于未采纳量刑建议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应依法提出抗诉予以纠正;对于虽未采纳量刑建议但尚未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应在尊重法院量刑裁量权的前提下,加强与法官沟通,或者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共识和量刑标准的认识统一;对于个别法官对制度存在误解或抵触而经常不采纳量刑建议的,必要时应通过抗诉方式予以纠正,同时要加强多层面沟通消弭抵触。总之,检法两家应从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有利于维护整体司法权威出发,共同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持续发展。

李建超

关于这个问题,应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应理性、平和地认识和评价法官对量刑建议的采纳问题。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但“一般应当采纳”并不等于“照单全收”,对于明显不当的量刑建议,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不予采纳,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是审判权的本质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尊重法院在量刑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不能仅仅因为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就一概提出抗诉。

二是应依法审查法院量刑裁判,并进行分类处置。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诉判不一的时候,除了审查常规性、一般性的抗诉事由(例如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认定不当、法律适用错误等)外,检察机关主要应当关注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未采纳量刑建议且适用刑罚明显不当。如果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法院无故未采纳且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进行纠正。其二,未遵守法定程序且造成司法不公。为了维护量刑建议的司法刚性,刑事诉讼法及《指导意见》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仅限于法定的五种情形,且必须经过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的法定程序。如果刑事判决存在未采纳量刑建议且适用刑罚明显不当、违反法定程序且造成司法不公等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其三,未采纳量刑建议但适用刑罚并无明显不当。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法院对并无明显不当的量刑建议作出小幅度改判,而改判后的刑罚同量刑建议差别并不大。针对此种情况,是否需要提出抗诉往往成为难题。个人认为,在精准量刑建议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制度施行的前期阶段,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如果量刑裁判和建议的偏离度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且法官裁量确有相应理由的,应当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宜提出抗诉纠正,也不能认为是量刑建议不当或者质量不高;如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没有合理理由的,可以选择一些典型案例提出抗诉。

问题

五:如何进一步推动量刑建议的精准化、规范化、智能化?  

杨宇冠

对量刑建议的理论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程序法方面需要研究精准量刑建议的提出程序,特别是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在达成量刑建议的合意中各自的作用。此外,精准量刑建议的体现形式,即是口头提出还是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上深入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在实体法方面既要研究量刑建议与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的关系,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突破量刑幅度;也要研究刑法中所涉及的基准刑相关理论以及各种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在量刑建议中如何体现等问题。第三,有关部门也要注意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和应答,制定《量刑建议指南》之类的文件,以指导各地操作。第四,进行比较法研究,收集和研究域外公诉人在量刑方面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我国法律界提供参考。

刘辰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对量刑指引的完善。现行量刑规范性文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010年公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这是量刑活动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根本遵循,是开展量刑活动的基础,但目前已不能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量刑活动的新要求,需要加快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各省级检察院、法院也应根据自身地域特点和经济发展联合制定更为细化和有针对性的地方量刑指引,明确量刑尺度。二是运用大数据、智能化辅助量刑。科技对司法的辅助是多方面的,量刑建议是最直接最受益的一项。量刑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对大量判决进行数据收集、类案比对、量刑分析、典型案例推送等等,为司法人员量刑提供相对精准的参考幅度,科技支撑能够快速有效提升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因此,加快研发推广量刑智能辅助系统,是量刑建议走向精准化的必由之路。三是立法完善。量刑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现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些规定还未能完全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相衔接,刑事诉讼法或司法解释需要对量刑协商程序的构建予以完善。四是案例指导。通过各种层面持续发布类案的量刑指导案例有助于检察官掌握量刑规律与避免量刑建议失衡。

李建超

在理论上,应进一步深化对量刑建议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既从程序法角度认真研究量刑建议权与量刑裁判权、量刑辩护权以及被告人的反悔权、上诉权的关系问题,也紧密结合办案实践从实体法角度加强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基础,如量刑情节的研究;既从制度层面充分研究量刑协商、量刑规范、量刑沟通以及量刑调节等工作机制,也结合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和法律精神对量刑建议提出的原则、时机、形式和方法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既围绕量刑建议的采纳和改判进行研究,也聚焦量刑建议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进行研究,促进构建健全完善的量刑建议工作机制,形成规范完善的量刑建议程序规范,提升量刑建议的制度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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