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程序
  • 公众号
  • 手机浏览
  • 登录 注册

反思庭审直播——以司法公开为视角

发布时间:2021-04-05 浏览:175次

【作者】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专论”栏目。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摘要: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行和各级法院的积极实践之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并受到了广泛关注。无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本土实践来看,庭审直播都未成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从法理角度审思,庭审直播与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存在冲突,难以成为司法公开的适当路径。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本质含义、价值界限的基础上,探寻一条更加合适、有效的司法公开实现路径。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定义,可能影响审判公正和独立,不宜作为改革的目标而推广,只能作为例外的情形。

关键词:庭审直播;司法公开;审判权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实践中,一个热度颇高的话题就是庭审直播。广义的庭审直播是指法院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传媒对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过程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的同步记录和实时播放,包括直播和录播两种形式。庭审直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庭审过程记录的实时性和可回放性,以视频形式进行的庭审直播尤其如此。庭审直播特别是互联网直播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作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也是建设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庭审直播勃兴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驱动。为了推广与支持庭审直播,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等文件,从内容、程序、方式等层面对庭审直播作出规定,并且要求全国各级法院积极开展庭审直播工作。在上述规定的指引下,庭审直播工作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除了政策层面的推动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牵头建立了中国庭审公开网。截至2020年6月2日下午3时,该网站在全国累计直播案件7363941件,累计访问量为24367001348余次,接入法院共3494家,接入率为100%。这意味着中国所有法院、所有案件的庭审均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直播。在对常规案件进行直播的同时,该网站也同步直播、录播了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者受到公众关注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中国庭审公开网的建立为庭审直播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平台,大大增加了直播案件的数量,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由此观之,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地方法院推行普遍化庭审直播的意愿似乎颇为强烈。

  显然,在话语层面上,学界和社会公众已经关注到庭审直播的兴起及其作用。笔者前不久参加了一场庭审直播研讨会,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对于庭审直播寄予厚望,认为庭审直播既是司法公开的最新形式,也是保障和监督司法公正的有力方式。还有律师和学者认为庭审直播可以形成一种“围观司法”甚至“施压司法”的态势,改变以往审判公开的有限性和形式化。因此,对一些重要案件,庭审直播能够通过公共舆论制约公权力机关,防止权力的滥用,使法官能够充分考虑、吸纳律师和社会公众的建议,从而达到他们所认同的司法公正。不过,也有学者对庭审直播持审慎态度,特别是对庭审直播可能带来的对个人隐私信息过度暴露等风险表示了担忧。为此,笔者拟基于诉讼法理并从借鉴域外法角度对庭审直播的功能、价值和形式等进行辨析。

 

  二、现状:庭审直播真的已经普遍化了吗

  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在域外还是中国,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庭审直播远非普遍乃至得到充分肯认的司法现象。就域外而言,对庭审直播的限制往往与立法规范和司法裁量有关,而在中国,主要受到案件本身的特性、公开者和受众理性选择的限制性影响。

  (一)域外:庭审直播极为有限

  大多数发达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没有庭审直播的制度建构,甚至不少国家曾经禁止或限制以视频形式对庭审进行直播,即使是近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庭审直播进行了“解禁”,但这种“解禁”其更多地是技术发展的自然演进,而非司法政策积极促成的结果。具体而言,庭审直播在域外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制度史角度而言,在相当长时期内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对庭审进行直播。例如,英国早年禁止任何形式的庭审直播,直到2010年12月20日,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首席大法官才签发了《关于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法庭内适用Twitter等社交媒体实时文字报道庭审情况的正式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标志着Twitter等社交媒体开始嵌入英国司法系统。长期以来,法国也一直禁止对法庭活动进行录像。《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08条规定,自开庭时起就禁止使用任何录音和放音设备,包括电视机、摄像机、照相机等,否则罚款300法郎至12万法郎,遑论通过网络进行庭审直播。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更是严格且毫无例外地禁止对庭审进行音频和视频录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项禁令才被相对化。即使如此,德国庭审直播禁令相对化进程仍饱受批评,其部分原因是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可能遭到侵犯,更主要的原因是庭审直播可能会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产生消极影响。例如,有些证人在直播时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可能会做出有悖于事实的陈述;有些证人则利用庭审直播将审判庭变成了自己的个人秀场。归根结底,反对者认为这些现象都阻碍了庭审活动实现查明事实真相的目的,不利于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即使当下部分域外国家允许对庭审进行直播,但也有诸多限制,从而使之无法成为一个普遍的司法现象。例如,为英国庭审直播“解禁”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其首要原则是使庭审过程免受不当干扰,其次才是审判公开。并且,《指导意见》对可能导致干扰庭审公正的情况进行了严密防范,一旦法官认为旁听人员所发布的信息有损庭审的独立公正,可以随时撤销其发布信息的授权。目前,英国最高法院虽然允许通过Twitter、You Tube、Flick等社交媒体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对法庭进行录音录像以帮助公众了解司法体系,但为减少庭审直播的弊端,英国法院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如限制庭审直播主体。具体而言,记者和法律评论员无需申请即可在法庭上使用Twitter进行实时直播,普通民众则需要通过申请获得许可之后方可进行直播,法官和律师则被禁止这样做。在法国,对庭审进行录像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08条规定,在审判法庭庭审辩论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使用电视直播,但上诉法庭第一院长在听取“视听档案委员会”的意见后,可以批准在庭审辩论中使用电视直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获准对庭审进行直播的情况下,对直播材料的后期使用也受到了新近立法的严格禁止。法国《司法改革法》(Justice Reform Act)第33条规定:“不得为了评价、分析、比较或预测法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行为而重复使用其身份数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法国的庭审直播及附带性的录播材料几乎无法为包括研究人员、科技公司在内的社会公众所接触、获取与利用。在德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处理宪法申诉案件时多次宣称,虽然在审判时不得进行拍摄,但是出于新闻自由,在庭审之前和庭审之后都是可以在审判庭内进行拍摄的,即便审判人员在场也可以。由此可见,从法规范的时空维度来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判立场仅针对法庭审判前后的行为,并未放开对庭审过程的限制,换言之,拍摄报道只能在庭审前后进行;从法规范的指涉对象来看,其强调的是允许拍摄的(静态)画面内容,并不能将之理解为允许对整个动态过程进行全面录制。

  需要指出,虽然美国对庭审直播的态度较为多元化,甚至有一部分州法院对其持开放态度,但联邦法院对其适用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将新技术应用于庭审直播,主要取决于主审法官的态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事实层面上,对庭审过程的事后报道、图文报道较为常见,但并无完整、普遍的庭审视频直播。

  综上所述,不少发达国家对于庭审直播的关注度和推广意愿并不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从国家层面大力推动庭审直播,实践中更没有频繁的庭审直播,缺乏专门的直播网站。这些国家对于有限庭审直播的尝试更像是戴着镣铐跳舞,汇聚其上的目光也带着警惕与谨慎。

  何以这些发达的国家对于庭审直播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是加以禁止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与关于司法公开的界定有关。司法公开的内容,在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已有隐含的外延。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对审判公开分别作了如下表述,“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属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判定时,应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定管辖法庭公正公开审问”。虽然上述条文并未直接给出司法公开的定义。然而,仍可从中做出如下解读。一方面,从规范性质上来看,其实质上更加强调公开审判是作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性措施而存在的,即司法公开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因而一旦司法公开的形式不当,可能造成被告人权利的减损。如此,司法公开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从规范内容上来看,其特别强调了司法公开的规范对象是法庭,规范事项是“审讯”(审判),即要求在特定案件中正在履行审判职责的组织及其存在的空间应当向社会开放。这显然意味着司法公开具有时空上的特定性和限制性。这主要是在法庭的物理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以亲自在场的人为对象进行公开,以便对审判过程中的信息能够或者应该以何种方式、在多大范围内向社会公开进行控制。因此,关于司法公开的认知是蕴含于其司法传统中的一种隐含认知,公众场合的公开性是一种有特定背景和含义的“公开”,并非无限制的全面公开。就算要向社会公开,他们也大多依靠文字、图片等方式并借助传统纸媒或者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来公开,而非无限制的视频全程直播。

  域外司法公开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诸如“剧院审判”的公开形式。就算新媒体的发展为司法公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使这一古老方式的辐射范围可以从剧院、广场等具体的地点拓展到全国,大多数国家还是认为,司法公开究其本质就存在边界与外延,庭审的所有细节都事无巨细地暴露在全社会面前供其审视与评论绝非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因此,它们在沿袭司法公开这一传统时,依然秉持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对特定人公开的做法。

  其二,与这些国家对待司法多元价值的态度有关。司法审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价值冲突、博弈、妥协的过程,完善的司法应当平衡多方的利益诉求,使得社会秩序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司法公开作为公开价值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其本身也应当具有平衡诸多价值张力的功能。

  一是司法公开要受司法独立的价值影响。司法公开和独立这对概念本无特殊联系,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产生冲突。司法公开强调的是司法应当以可视的方式实现公正,古罗马法谚有云:“司法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司法独立则指的是司法权应当独立运行,不受其他主体的干涉。合理、适当的司法公开有助于司法受到监督,进而对司法独立的良好运行起到正向作用,但过度公开会使司法受到诸多没有必要的关注甚至承受言论、行为上的偏见,这反而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负面影响。一旦案件的审理过程全面公开,那些庭审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与普通群众观念有差别的法律术语或是与案件核心事实联系较远但颇引人遐想的细节,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偏见和情绪,造成舆论的持续发酵,使法官被迫将案件审理结果的社会影响放在裁量要素的首位,最终出现舆论胁迫司法的情况,可能干扰判决的公正。因此当司法公开与司法独立产生冲突时,这些国家认为司法活动本身不应成为社会过度关注的焦点,过度的社会关注既会对法官的决策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对参与诉讼的当事人造成不当干扰。庭审直播有可能会影响法庭的正常审理,破坏司法秩序,甚至会破坏司法的独立性。

  二是司法公开要受隐私权保障的价值影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员会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在法庭调查与辩论中,当事人的隐私也有可能成为庭审的焦点而备受关注。一方面,这些个人信息可能会使当事人的生活遭受不当骚扰。另一方面,与案件核心事实无关的细节可能会让社会公众对当事人的道德品质产生质疑甚至是激烈的抗议、嘲讽和谩骂,某些极端情况下会引发所谓的“道德审判”和舆论定罪的风险不可忽视。当司法公开与当事人隐私产生冲突时,这些国家倾向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例如,《马德里准则》第1条规定,在审前程序中,为了保护个人隐私,需对公众知情权进行有限的限制,以防止庭审未开始,民众已在“舆论审判”,同时防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在美国,审前限制令以“司法限制言论令”(Gag Order)为代表,其目的是防止新媒体在审前对案件的倾向性报道或侵犯个人隐私,进而影响法院的公正审判。

  总之,不管是司法独立还是当事人的隐私,当他们与司法公开产生冲突时,这些国家考虑的首要因素都是庭审的顺利进行以及审判结果的客观公正,所以其更加警惕庭审直播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国内:庭审直播的选择性展开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庭审直播在政策和话语层面似乎是一种开始就朝向普遍化适用的特殊现象。官方的支持、技术的发展、实践的推动使得中国的司法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在互联网、大数据飞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不只是影响社会经济形态,更影响了我国的司法样貌,使得中国的司法公开呈现出世界范围内独特的形态。经过仔细的观察、思考,人们不难发现庭审直播在我国也不普遍。

  首先,虽然我国庭审直播案件的绝对数量很大,但其相对比例较小。中国近几年来出现了“诉讼爆炸”的现象,特别是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呈现出飞速增长的态势。以2018年为例,虽然当年庭审直播的总案件已超过200万件,但尚未达到全国案件数量总数的百分之十,且很难说庭审直播的案件普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热点案件进行庭审直播的比例也不高。2016年至2018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度评选出“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这三年共选出的三十个案件中仅有五个案件进行了庭审直播,一个案件进行了庭审录播。其中,2016年评选出的“奢侈‘包包女’执行判决被搜查案”虽在执行过程中引入全媒体直播,并吸引[120]0万网友观看,但其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庭审直播。

  其次,庭审直播的案件大多集中于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绝大部分的二审、再审、死刑复核、特别程序的案件都没有纳入庭审直播的范围。在截至2019年10月8日,累计直播的5005156个案件中,共包括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4517397个(占比90.25%),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456470个(占比9.12%),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27708个(占比0.55%),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案件3581个(占比0.07%)。

  再次,庭审直播的案件大多是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就算是要对争议较大、社会影响力较强的案件进行直播,也是在经过精挑细选后,使案件处于严格控制下,才进行庭审直播。除了少部分社会重点关注的案件以外,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

  最后,庭审直播的作用不突出、不明显。从对司法形成潜在监督的层面上来说,虽然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对司法的有效监督,例如王成忠案,但这些案件只是特例,相对于数量庞大的直播案件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并且这些案件得到关注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特殊性,例如案件事实的离奇和辩护律师的精彩辩护,公众大多出于猎奇心理,抱着对司法公正的热忱与憧憬参与庭审直播,但这些独特的吸引力是案件本身特有的,而非庭审直播赋予的。因此从整体上来看,除极个别案件以外,绝大多数案件的庭审直播能否对司法形成有效监督,还难以被充分评判。

  当然,除了规范公权力、限制权力滥用以外,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和公民的法律素养也是庭审直播的重要目的。然而,在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情况下,繁复的庭审程序似乎很难真正影响社会公众的认知,这意味着通过庭审直播提高公众法律素质的初衷无法实现。与没有庭审直播的时代相比,庭审直播对中国司法公开带来的有利影响并不显著。

  何以我国在政策话语上如此重视司法公开,但实践中真正进行直播的仍然是少数案件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一线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大多对庭审直播持谨慎态度。不少一线司法人员并不乐意将普通案件(特别是对抗性强的案件)审理大量进行直播,而是倾向于对简单的普通案件进行网络直播。对多数司法人员而言,普遍的、常态化的庭审直播往往会形成“压力型司法”的态势,易将自身置于公众的苛求与司法责任的双重压力下,这将对其日常的审判工作和审判心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削弱司法人员参与庭审直播的积极性。另外,一些年龄偏大的法官认为自己不懂网络,因而对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互联网司法存在着整体性的拒斥。

  第二,公众对司法案件存在选择性关注的倾向。虽然少数典型案件会引起长期、持续性的公众关注,但大多数普通案件并不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监督。并且,公众对案件的关注也多属于媒体、舆论等影响下的“被动”关注,而非对案件事实真相及社会公正的“主动”追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的需求对司法直播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此外,即使是在引发公众关注的少数案件中,公共舆论所关注、聚焦的往往也并非案件的具体审判过程,而是更多地集中于案件的某个或若干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其实并不需要通过观看整个法庭审判过程来获知。因此,仅从回应公众关注的角度而言,立足于公开完整法庭审判的庭审直播可能并无必要。

  第三,不少案件没有庭审直播的必要性和价值。首先,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大量案件是认罪案件或争议不大、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简单案件,没有值得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无直播的必要。其次,即使是有争议的案件是否有直播的价值也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这类案件大多案情复杂、后果严重、持续时间长、证据繁多,证据展示、证人出庭等环节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冗长的庭审程序通常也很难引起公众关注。此外,绝大多数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存在当事人特定化、私秘化的特点,不具有向社会公开的价值,当事人也不愿意进行公开。再者,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依法不应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可依法申请不公开审理,这些案件更是无法实现对庭审进行直播。

  三、未来:庭审直播难以普遍化

  在世界范围内,庭审直播并非主流。在中国实践中,面向诉讼各方的在线诉讼很可能未来会越来越主流化,但受司法和社会多重因素约束,面向社会公众的庭审直播在未来很可能难以实现普遍化。

  首先,庭审直播特别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实时视频直播及事后录播,在本质上与司法公开的实质含义有所冲突。一般认为,司法公开指在法官审判过程中允许社会公众到法庭参与庭审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公开,司法公开有其边界性和限制性。这种边界性与审判本身的自然边界性有关,即审判是控辩审三方以在场的方式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展开的。相应地,能够观摩审判的人也应当在同样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以在场的方式参与。因此,庭审直播与现场公开存在以下差异。

  一方面,司法公开的受众范围存在限制,庭审直播则突破了这种限制。也许有人会问:“有了技术性的方式,可以使不在场的人都看到庭审,难道不是一种更好方式的公开吗?”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者的概念并不相同。因为,除了审判的自然性质决定了公开的边界以外,公开的限制还取决于公开的社会考量,即对什么样的人进行公开。对这一点的理解可以参考陪审制度,历史上的陪审制度是一种“邻里陪审”,陪审员大多来自案件当事人所居住社区的邻居。司法公开与陪审制度的初衷相同,希望通过公开这种方式,使熟悉案件当事人的社区人士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熟人范围内的公开。然而通过视频进行庭审直播,面向的是全国公众,这让司法公开成为了陌生人公开,改变了司法公开的初衷,打破了司法公开的边界。

  另一方面,司法公开尤其是庭审公开是一种不可回溯、不可充分记录的公开,而庭审直播是一种可以精确化记录并可以随时回放的公开。在场的物理范围内的可视性公开(即庭审)是一种肉眼性公开,既不会进行客观记录,也不会进行录制,无法在事后反复观看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可回溯的。然而,摄像头下的公开可以通过录制对司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种公开是大多数司法参与者不愿意接受的。如多数案件的当事人可能会因为隐私等原因不愿意让公众知情,律师也不一定在所有时候都愿意让自己的庭审表现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一线的司法工作者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余还要分心于庭审直播,更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其次,司法公开的形式需要被规范与限制,庭审直播则突破了此种限制与规范。这一限制的具体要求有两项:一是并非所有案件都允许社会公众旁听;二是社会公众在旁听时也不能通过录音、录像和拍照进行直播。一直以来,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这一观点的认识都不曾改变。庭审直播意味着摄像头进入法庭,意味着法庭的审判活动可以通过互联网被广泛地传播、观看、评论和分析,这对司法公开本身的定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冲击。庭审直播这种形式的司法公开会促使传统的司法公开对司法本身的影响从一种可控的程度转向一种强大甚至过大的程度。尤其是当整个社会能够对司法进行同步评价时,彼此讨论、安静裁判的模式就会变成在社会激烈关注下进行裁判的模式,司法可能就会因此变成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司法。

  再次,庭审直播可能会加剧、放大司法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立、冲突。短暂的、当场的公开与长久的、事后的公开,粗线条的公开与细致性的公开,是根本不相同的,社会公众对司法本身的关注和评论也会截然不同。在传统司法公开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关注非常有限,而通过视频进行庭审直播,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关注则容易被放大。公众往往通过朴素的正义观来审视案件,而法官的判断方式与公众不尽相同,法官是基于专业知识、社会阅历、审判经验、法律良知对案件进行审判。那么在公众的舆论判断与法官的专业审判之间存在差异时,大众裁判可能会取代法官裁判。这样,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就算不至于是祸,司法的独立性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司法会承受来自舆论的压力。

  再其次,庭审直播可能会给真相的查明设置障碍,如对证人出庭作证产生重要影响。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霍桑效应,指的是人一旦处于被观察之中,就会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当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正在被社会注视的时候,会本能地展现自我人格中完美的一面,而刻意回避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例如,证人可能会刻意隐瞒或者改变对其所见所闻的客观、真实的叙述,从而影响庭审对于事实真相的调查。法庭开庭前,要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分隔安置以防止串供的可能性,并且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是不允许进入法庭旁听案件审理的。通过视频进行庭审直播,证人通过手机和网络就可以获知相关信息,若遇到复杂疑难、审理周期长的案件,上述有关证据和事实调查工作的难度将加强。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司法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让自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历史上许多重大著名的审判,如东京审判、卢旺达审判,也未进行过面向全世界的直播。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新型的司法公开(庭审直播)的普遍适用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庭审直播几乎肯定会引发社会对案件的高度关注,公众往往会对案件的处理施加各种压力,这无疑会导致审判独立受到影响。法官在全社会“围观司法”、“施压司法”时受到牵制,可能会将案件处理结果的社会影响放在考虑的第一位,这无疑会使审判独立受到巨大的干扰。毋庸置疑,司法活动需要人民的监督,但如果任由汹涌的民意裹挟司法裁判的方向,使得案件在全社会的目光下变成了“民意审判”,这就会破坏审判的独立性。因此,庭审直播将案件全貌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把案件审判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全社会的目光下,诚然有助于司法的公开,但与此同时舆论干预司法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从而扭曲司法公开的原初价值。

  四、反思:司法公开的价值界限、本质与实现方式

  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共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故其不宜被当作改革的目标而推广,而只能作为司法公信力受到广泛挑战时的例外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庭审直播之所以被误认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其根源在于没有准确认识司法公开的价值界限、本质意涵和实现方式,需要反思。

  第一,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不可否认的是,公开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代司法中均是一种未缺席的价值维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司法公开都不是司法的核心价值,其在本质上不过是实现其他司法价值的手段或工具。换言之,之所以要肯定司法公开的价值,实际上是为实现其他更为重要、更为核心的价值提供媒介或工具。在传统社会,审判的公开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威慑民众,彰显司法的政策指引价值。在现代社会,审判的公开进行被赋予了更多元化的价值,如监督价值、教育价值等。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司法公开与其他司法价值都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其必须严格恪守工具性价值的界限,服从、适应司法的其他核心价值。由此观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实际上是突破了此种价值界限,这会导致司法的价值错位,有舍本逐末之嫌。

  第二,司法公开的本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这主要可以作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一是事中公开,即在法庭审判时,面向旁听群众的公开;二是事后公开,是指在法庭审判后,特定受众通过媒体获得庭审概况和部分其他庭审信息。如前所述,司法公开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维度,应当服务于公正审判、独立审判等司法的核心价值,因此其概念也应当具备封闭的外延。之所以强调司法公开的范围和限度,一方面是基于笔者于本文中论述的其在漫长的制度史上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意义约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司法审判的过程涉及较多具有敏感性、隐私性、细节性的信息。为服务于司法的其他价值,这些信息可以被允许在法庭上以一种动态即时化的方式展示在公众面前。应当注意到,这些特殊信息要么表征着一种纠纷的社会状态,要么蕴含太多个人化的信息,如果将这些信息以庭审直播的方式无限制、重复性地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则可能将这种冲突的表征扩散,进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效应,还可能因为对庭审参与人的个人信息反复播放、提取、分析而产生不当利用的后果。

  第三,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基于上述对司法公开的价值界限与本质的分析,可以发现,以细节化、动态化、重复化形式运作的庭审直播并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公开就一定排斥新兴技术的参与。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司法公开的形式应当顺应其价值、符合其原旨。从这一要求出发,未来司法公开的适当形式是兼具以下要素的。其一,即时化。这主要是指庭审过程的同步公开,应当采用不可重复的形式,从而避免对庭审信息的过度分析和重复利用。其二,概括化。这主要是指对庭审内容的公开,应当避免透露带有细节性、敏感性的信息,尤其是在面向不特定公众时,应以公开概括的庭审情况为限。其三,静态化,主要是指公开的媒体形式应当以图文等静态媒介为主,谨慎采用实时录像的方式。

  总之,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庭审直播不只是司法公开的一次形式变革,还有可能改变、冲击司法公开价值格局和实质含义,进而引发问题和困境。故此,人们似乎并不应总是急于“拥抱新事物”,而应秉持更审慎、更理性的态度。

 

声明:本网部分内容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本站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应用建议。本站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

反思庭审直播——以司法公开为视角

发布时间:2021-04-05 浏览:175次

【作者】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专论”栏目。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摘要: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行和各级法院的积极实践之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并受到了广泛关注。无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本土实践来看,庭审直播都未成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从法理角度审思,庭审直播与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存在冲突,难以成为司法公开的适当路径。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本质含义、价值界限的基础上,探寻一条更加合适、有效的司法公开实现路径。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定义,可能影响审判公正和独立,不宜作为改革的目标而推广,只能作为例外的情形。

关键词:庭审直播;司法公开;审判权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实践中,一个热度颇高的话题就是庭审直播。广义的庭审直播是指法院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传媒对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过程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的同步记录和实时播放,包括直播和录播两种形式。庭审直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庭审过程记录的实时性和可回放性,以视频形式进行的庭审直播尤其如此。庭审直播特别是互联网直播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作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也是建设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庭审直播勃兴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驱动。为了推广与支持庭审直播,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等文件,从内容、程序、方式等层面对庭审直播作出规定,并且要求全国各级法院积极开展庭审直播工作。在上述规定的指引下,庭审直播工作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除了政策层面的推动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牵头建立了中国庭审公开网。截至2020年6月2日下午3时,该网站在全国累计直播案件7363941件,累计访问量为24367001348余次,接入法院共3494家,接入率为100%。这意味着中国所有法院、所有案件的庭审均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直播。在对常规案件进行直播的同时,该网站也同步直播、录播了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者受到公众关注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中国庭审公开网的建立为庭审直播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平台,大大增加了直播案件的数量,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由此观之,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地方法院推行普遍化庭审直播的意愿似乎颇为强烈。

  显然,在话语层面上,学界和社会公众已经关注到庭审直播的兴起及其作用。笔者前不久参加了一场庭审直播研讨会,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对于庭审直播寄予厚望,认为庭审直播既是司法公开的最新形式,也是保障和监督司法公正的有力方式。还有律师和学者认为庭审直播可以形成一种“围观司法”甚至“施压司法”的态势,改变以往审判公开的有限性和形式化。因此,对一些重要案件,庭审直播能够通过公共舆论制约公权力机关,防止权力的滥用,使法官能够充分考虑、吸纳律师和社会公众的建议,从而达到他们所认同的司法公正。不过,也有学者对庭审直播持审慎态度,特别是对庭审直播可能带来的对个人隐私信息过度暴露等风险表示了担忧。为此,笔者拟基于诉讼法理并从借鉴域外法角度对庭审直播的功能、价值和形式等进行辨析。

 

  二、现状:庭审直播真的已经普遍化了吗

  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在域外还是中国,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庭审直播远非普遍乃至得到充分肯认的司法现象。就域外而言,对庭审直播的限制往往与立法规范和司法裁量有关,而在中国,主要受到案件本身的特性、公开者和受众理性选择的限制性影响。

  (一)域外:庭审直播极为有限

  大多数发达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没有庭审直播的制度建构,甚至不少国家曾经禁止或限制以视频形式对庭审进行直播,即使是近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庭审直播进行了“解禁”,但这种“解禁”其更多地是技术发展的自然演进,而非司法政策积极促成的结果。具体而言,庭审直播在域外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制度史角度而言,在相当长时期内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对庭审进行直播。例如,英国早年禁止任何形式的庭审直播,直到2010年12月20日,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首席大法官才签发了《关于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法庭内适用Twitter等社交媒体实时文字报道庭审情况的正式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标志着Twitter等社交媒体开始嵌入英国司法系统。长期以来,法国也一直禁止对法庭活动进行录像。《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08条规定,自开庭时起就禁止使用任何录音和放音设备,包括电视机、摄像机、照相机等,否则罚款300法郎至12万法郎,遑论通过网络进行庭审直播。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更是严格且毫无例外地禁止对庭审进行音频和视频录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项禁令才被相对化。即使如此,德国庭审直播禁令相对化进程仍饱受批评,其部分原因是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可能遭到侵犯,更主要的原因是庭审直播可能会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产生消极影响。例如,有些证人在直播时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可能会做出有悖于事实的陈述;有些证人则利用庭审直播将审判庭变成了自己的个人秀场。归根结底,反对者认为这些现象都阻碍了庭审活动实现查明事实真相的目的,不利于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即使当下部分域外国家允许对庭审进行直播,但也有诸多限制,从而使之无法成为一个普遍的司法现象。例如,为英国庭审直播“解禁”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其首要原则是使庭审过程免受不当干扰,其次才是审判公开。并且,《指导意见》对可能导致干扰庭审公正的情况进行了严密防范,一旦法官认为旁听人员所发布的信息有损庭审的独立公正,可以随时撤销其发布信息的授权。目前,英国最高法院虽然允许通过Twitter、You Tube、Flick等社交媒体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对法庭进行录音录像以帮助公众了解司法体系,但为减少庭审直播的弊端,英国法院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如限制庭审直播主体。具体而言,记者和法律评论员无需申请即可在法庭上使用Twitter进行实时直播,普通民众则需要通过申请获得许可之后方可进行直播,法官和律师则被禁止这样做。在法国,对庭审进行录像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08条规定,在审判法庭庭审辩论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使用电视直播,但上诉法庭第一院长在听取“视听档案委员会”的意见后,可以批准在庭审辩论中使用电视直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获准对庭审进行直播的情况下,对直播材料的后期使用也受到了新近立法的严格禁止。法国《司法改革法》(Justice Reform Act)第33条规定:“不得为了评价、分析、比较或预测法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行为而重复使用其身份数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法国的庭审直播及附带性的录播材料几乎无法为包括研究人员、科技公司在内的社会公众所接触、获取与利用。在德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处理宪法申诉案件时多次宣称,虽然在审判时不得进行拍摄,但是出于新闻自由,在庭审之前和庭审之后都是可以在审判庭内进行拍摄的,即便审判人员在场也可以。由此可见,从法规范的时空维度来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判立场仅针对法庭审判前后的行为,并未放开对庭审过程的限制,换言之,拍摄报道只能在庭审前后进行;从法规范的指涉对象来看,其强调的是允许拍摄的(静态)画面内容,并不能将之理解为允许对整个动态过程进行全面录制。

  需要指出,虽然美国对庭审直播的态度较为多元化,甚至有一部分州法院对其持开放态度,但联邦法院对其适用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将新技术应用于庭审直播,主要取决于主审法官的态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事实层面上,对庭审过程的事后报道、图文报道较为常见,但并无完整、普遍的庭审视频直播。

  综上所述,不少发达国家对于庭审直播的关注度和推广意愿并不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从国家层面大力推动庭审直播,实践中更没有频繁的庭审直播,缺乏专门的直播网站。这些国家对于有限庭审直播的尝试更像是戴着镣铐跳舞,汇聚其上的目光也带着警惕与谨慎。

  何以这些发达的国家对于庭审直播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是加以禁止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与关于司法公开的界定有关。司法公开的内容,在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已有隐含的外延。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对审判公开分别作了如下表述,“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属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判定时,应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定管辖法庭公正公开审问”。虽然上述条文并未直接给出司法公开的定义。然而,仍可从中做出如下解读。一方面,从规范性质上来看,其实质上更加强调公开审判是作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性措施而存在的,即司法公开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因而一旦司法公开的形式不当,可能造成被告人权利的减损。如此,司法公开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从规范内容上来看,其特别强调了司法公开的规范对象是法庭,规范事项是“审讯”(审判),即要求在特定案件中正在履行审判职责的组织及其存在的空间应当向社会开放。这显然意味着司法公开具有时空上的特定性和限制性。这主要是在法庭的物理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以亲自在场的人为对象进行公开,以便对审判过程中的信息能够或者应该以何种方式、在多大范围内向社会公开进行控制。因此,关于司法公开的认知是蕴含于其司法传统中的一种隐含认知,公众场合的公开性是一种有特定背景和含义的“公开”,并非无限制的全面公开。就算要向社会公开,他们也大多依靠文字、图片等方式并借助传统纸媒或者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来公开,而非无限制的视频全程直播。

  域外司法公开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诸如“剧院审判”的公开形式。就算新媒体的发展为司法公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使这一古老方式的辐射范围可以从剧院、广场等具体的地点拓展到全国,大多数国家还是认为,司法公开究其本质就存在边界与外延,庭审的所有细节都事无巨细地暴露在全社会面前供其审视与评论绝非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因此,它们在沿袭司法公开这一传统时,依然秉持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对特定人公开的做法。

  其二,与这些国家对待司法多元价值的态度有关。司法审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价值冲突、博弈、妥协的过程,完善的司法应当平衡多方的利益诉求,使得社会秩序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司法公开作为公开价值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其本身也应当具有平衡诸多价值张力的功能。

  一是司法公开要受司法独立的价值影响。司法公开和独立这对概念本无特殊联系,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产生冲突。司法公开强调的是司法应当以可视的方式实现公正,古罗马法谚有云:“司法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司法独立则指的是司法权应当独立运行,不受其他主体的干涉。合理、适当的司法公开有助于司法受到监督,进而对司法独立的良好运行起到正向作用,但过度公开会使司法受到诸多没有必要的关注甚至承受言论、行为上的偏见,这反而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负面影响。一旦案件的审理过程全面公开,那些庭审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与普通群众观念有差别的法律术语或是与案件核心事实联系较远但颇引人遐想的细节,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偏见和情绪,造成舆论的持续发酵,使法官被迫将案件审理结果的社会影响放在裁量要素的首位,最终出现舆论胁迫司法的情况,可能干扰判决的公正。因此当司法公开与司法独立产生冲突时,这些国家认为司法活动本身不应成为社会过度关注的焦点,过度的社会关注既会对法官的决策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对参与诉讼的当事人造成不当干扰。庭审直播有可能会影响法庭的正常审理,破坏司法秩序,甚至会破坏司法的独立性。

  二是司法公开要受隐私权保障的价值影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员会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在法庭调查与辩论中,当事人的隐私也有可能成为庭审的焦点而备受关注。一方面,这些个人信息可能会使当事人的生活遭受不当骚扰。另一方面,与案件核心事实无关的细节可能会让社会公众对当事人的道德品质产生质疑甚至是激烈的抗议、嘲讽和谩骂,某些极端情况下会引发所谓的“道德审判”和舆论定罪的风险不可忽视。当司法公开与当事人隐私产生冲突时,这些国家倾向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例如,《马德里准则》第1条规定,在审前程序中,为了保护个人隐私,需对公众知情权进行有限的限制,以防止庭审未开始,民众已在“舆论审判”,同时防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在美国,审前限制令以“司法限制言论令”(Gag Order)为代表,其目的是防止新媒体在审前对案件的倾向性报道或侵犯个人隐私,进而影响法院的公正审判。

  总之,不管是司法独立还是当事人的隐私,当他们与司法公开产生冲突时,这些国家考虑的首要因素都是庭审的顺利进行以及审判结果的客观公正,所以其更加警惕庭审直播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国内:庭审直播的选择性展开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庭审直播在政策和话语层面似乎是一种开始就朝向普遍化适用的特殊现象。官方的支持、技术的发展、实践的推动使得中国的司法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在互联网、大数据飞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不只是影响社会经济形态,更影响了我国的司法样貌,使得中国的司法公开呈现出世界范围内独特的形态。经过仔细的观察、思考,人们不难发现庭审直播在我国也不普遍。

  首先,虽然我国庭审直播案件的绝对数量很大,但其相对比例较小。中国近几年来出现了“诉讼爆炸”的现象,特别是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呈现出飞速增长的态势。以2018年为例,虽然当年庭审直播的总案件已超过200万件,但尚未达到全国案件数量总数的百分之十,且很难说庭审直播的案件普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热点案件进行庭审直播的比例也不高。2016年至2018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度评选出“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这三年共选出的三十个案件中仅有五个案件进行了庭审直播,一个案件进行了庭审录播。其中,2016年评选出的“奢侈‘包包女’执行判决被搜查案”虽在执行过程中引入全媒体直播,并吸引[120]0万网友观看,但其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庭审直播。

  其次,庭审直播的案件大多集中于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绝大部分的二审、再审、死刑复核、特别程序的案件都没有纳入庭审直播的范围。在截至2019年10月8日,累计直播的5005156个案件中,共包括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4517397个(占比90.25%),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456470个(占比9.12%),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27708个(占比0.55%),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案件3581个(占比0.07%)。

  再次,庭审直播的案件大多是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就算是要对争议较大、社会影响力较强的案件进行直播,也是在经过精挑细选后,使案件处于严格控制下,才进行庭审直播。除了少部分社会重点关注的案件以外,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

  最后,庭审直播的作用不突出、不明显。从对司法形成潜在监督的层面上来说,虽然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对司法的有效监督,例如王成忠案,但这些案件只是特例,相对于数量庞大的直播案件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并且这些案件得到关注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特殊性,例如案件事实的离奇和辩护律师的精彩辩护,公众大多出于猎奇心理,抱着对司法公正的热忱与憧憬参与庭审直播,但这些独特的吸引力是案件本身特有的,而非庭审直播赋予的。因此从整体上来看,除极个别案件以外,绝大多数案件的庭审直播能否对司法形成有效监督,还难以被充分评判。

  当然,除了规范公权力、限制权力滥用以外,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和公民的法律素养也是庭审直播的重要目的。然而,在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情况下,繁复的庭审程序似乎很难真正影响社会公众的认知,这意味着通过庭审直播提高公众法律素质的初衷无法实现。与没有庭审直播的时代相比,庭审直播对中国司法公开带来的有利影响并不显著。

  何以我国在政策话语上如此重视司法公开,但实践中真正进行直播的仍然是少数案件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一线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大多对庭审直播持谨慎态度。不少一线司法人员并不乐意将普通案件(特别是对抗性强的案件)审理大量进行直播,而是倾向于对简单的普通案件进行网络直播。对多数司法人员而言,普遍的、常态化的庭审直播往往会形成“压力型司法”的态势,易将自身置于公众的苛求与司法责任的双重压力下,这将对其日常的审判工作和审判心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削弱司法人员参与庭审直播的积极性。另外,一些年龄偏大的法官认为自己不懂网络,因而对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互联网司法存在着整体性的拒斥。

  第二,公众对司法案件存在选择性关注的倾向。虽然少数典型案件会引起长期、持续性的公众关注,但大多数普通案件并不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监督。并且,公众对案件的关注也多属于媒体、舆论等影响下的“被动”关注,而非对案件事实真相及社会公正的“主动”追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的需求对司法直播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此外,即使是在引发公众关注的少数案件中,公共舆论所关注、聚焦的往往也并非案件的具体审判过程,而是更多地集中于案件的某个或若干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其实并不需要通过观看整个法庭审判过程来获知。因此,仅从回应公众关注的角度而言,立足于公开完整法庭审判的庭审直播可能并无必要。

  第三,不少案件没有庭审直播的必要性和价值。首先,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大量案件是认罪案件或争议不大、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简单案件,没有值得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无直播的必要。其次,即使是有争议的案件是否有直播的价值也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这类案件大多案情复杂、后果严重、持续时间长、证据繁多,证据展示、证人出庭等环节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冗长的庭审程序通常也很难引起公众关注。此外,绝大多数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存在当事人特定化、私秘化的特点,不具有向社会公开的价值,当事人也不愿意进行公开。再者,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依法不应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可依法申请不公开审理,这些案件更是无法实现对庭审进行直播。

  三、未来:庭审直播难以普遍化

  在世界范围内,庭审直播并非主流。在中国实践中,面向诉讼各方的在线诉讼很可能未来会越来越主流化,但受司法和社会多重因素约束,面向社会公众的庭审直播在未来很可能难以实现普遍化。

  首先,庭审直播特别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实时视频直播及事后录播,在本质上与司法公开的实质含义有所冲突。一般认为,司法公开指在法官审判过程中允许社会公众到法庭参与庭审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公开,司法公开有其边界性和限制性。这种边界性与审判本身的自然边界性有关,即审判是控辩审三方以在场的方式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展开的。相应地,能够观摩审判的人也应当在同样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以在场的方式参与。因此,庭审直播与现场公开存在以下差异。

  一方面,司法公开的受众范围存在限制,庭审直播则突破了这种限制。也许有人会问:“有了技术性的方式,可以使不在场的人都看到庭审,难道不是一种更好方式的公开吗?”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者的概念并不相同。因为,除了审判的自然性质决定了公开的边界以外,公开的限制还取决于公开的社会考量,即对什么样的人进行公开。对这一点的理解可以参考陪审制度,历史上的陪审制度是一种“邻里陪审”,陪审员大多来自案件当事人所居住社区的邻居。司法公开与陪审制度的初衷相同,希望通过公开这种方式,使熟悉案件当事人的社区人士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熟人范围内的公开。然而通过视频进行庭审直播,面向的是全国公众,这让司法公开成为了陌生人公开,改变了司法公开的初衷,打破了司法公开的边界。

  另一方面,司法公开尤其是庭审公开是一种不可回溯、不可充分记录的公开,而庭审直播是一种可以精确化记录并可以随时回放的公开。在场的物理范围内的可视性公开(即庭审)是一种肉眼性公开,既不会进行客观记录,也不会进行录制,无法在事后反复观看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可回溯的。然而,摄像头下的公开可以通过录制对司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种公开是大多数司法参与者不愿意接受的。如多数案件的当事人可能会因为隐私等原因不愿意让公众知情,律师也不一定在所有时候都愿意让自己的庭审表现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一线的司法工作者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余还要分心于庭审直播,更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其次,司法公开的形式需要被规范与限制,庭审直播则突破了此种限制与规范。这一限制的具体要求有两项:一是并非所有案件都允许社会公众旁听;二是社会公众在旁听时也不能通过录音、录像和拍照进行直播。一直以来,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这一观点的认识都不曾改变。庭审直播意味着摄像头进入法庭,意味着法庭的审判活动可以通过互联网被广泛地传播、观看、评论和分析,这对司法公开本身的定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冲击。庭审直播这种形式的司法公开会促使传统的司法公开对司法本身的影响从一种可控的程度转向一种强大甚至过大的程度。尤其是当整个社会能够对司法进行同步评价时,彼此讨论、安静裁判的模式就会变成在社会激烈关注下进行裁判的模式,司法可能就会因此变成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司法。

  再次,庭审直播可能会加剧、放大司法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立、冲突。短暂的、当场的公开与长久的、事后的公开,粗线条的公开与细致性的公开,是根本不相同的,社会公众对司法本身的关注和评论也会截然不同。在传统司法公开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关注非常有限,而通过视频进行庭审直播,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关注则容易被放大。公众往往通过朴素的正义观来审视案件,而法官的判断方式与公众不尽相同,法官是基于专业知识、社会阅历、审判经验、法律良知对案件进行审判。那么在公众的舆论判断与法官的专业审判之间存在差异时,大众裁判可能会取代法官裁判。这样,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就算不至于是祸,司法的独立性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司法会承受来自舆论的压力。

  再其次,庭审直播可能会给真相的查明设置障碍,如对证人出庭作证产生重要影响。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霍桑效应,指的是人一旦处于被观察之中,就会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当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正在被社会注视的时候,会本能地展现自我人格中完美的一面,而刻意回避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例如,证人可能会刻意隐瞒或者改变对其所见所闻的客观、真实的叙述,从而影响庭审对于事实真相的调查。法庭开庭前,要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分隔安置以防止串供的可能性,并且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是不允许进入法庭旁听案件审理的。通过视频进行庭审直播,证人通过手机和网络就可以获知相关信息,若遇到复杂疑难、审理周期长的案件,上述有关证据和事实调查工作的难度将加强。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司法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让自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历史上许多重大著名的审判,如东京审判、卢旺达审判,也未进行过面向全世界的直播。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新型的司法公开(庭审直播)的普遍适用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庭审直播几乎肯定会引发社会对案件的高度关注,公众往往会对案件的处理施加各种压力,这无疑会导致审判独立受到影响。法官在全社会“围观司法”、“施压司法”时受到牵制,可能会将案件处理结果的社会影响放在考虑的第一位,这无疑会使审判独立受到巨大的干扰。毋庸置疑,司法活动需要人民的监督,但如果任由汹涌的民意裹挟司法裁判的方向,使得案件在全社会的目光下变成了“民意审判”,这就会破坏审判的独立性。因此,庭审直播将案件全貌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把案件审判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全社会的目光下,诚然有助于司法的公开,但与此同时舆论干预司法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从而扭曲司法公开的原初价值。

  四、反思:司法公开的价值界限、本质与实现方式

  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共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故其不宜被当作改革的目标而推广,而只能作为司法公信力受到广泛挑战时的例外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庭审直播之所以被误认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其根源在于没有准确认识司法公开的价值界限、本质意涵和实现方式,需要反思。

  第一,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不可否认的是,公开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代司法中均是一种未缺席的价值维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司法公开都不是司法的核心价值,其在本质上不过是实现其他司法价值的手段或工具。换言之,之所以要肯定司法公开的价值,实际上是为实现其他更为重要、更为核心的价值提供媒介或工具。在传统社会,审判的公开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威慑民众,彰显司法的政策指引价值。在现代社会,审判的公开进行被赋予了更多元化的价值,如监督价值、教育价值等。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司法公开与其他司法价值都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其必须严格恪守工具性价值的界限,服从、适应司法的其他核心价值。由此观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实际上是突破了此种价值界限,这会导致司法的价值错位,有舍本逐末之嫌。

  第二,司法公开的本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这主要可以作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一是事中公开,即在法庭审判时,面向旁听群众的公开;二是事后公开,是指在法庭审判后,特定受众通过媒体获得庭审概况和部分其他庭审信息。如前所述,司法公开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维度,应当服务于公正审判、独立审判等司法的核心价值,因此其概念也应当具备封闭的外延。之所以强调司法公开的范围和限度,一方面是基于笔者于本文中论述的其在漫长的制度史上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意义约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司法审判的过程涉及较多具有敏感性、隐私性、细节性的信息。为服务于司法的其他价值,这些信息可以被允许在法庭上以一种动态即时化的方式展示在公众面前。应当注意到,这些特殊信息要么表征着一种纠纷的社会状态,要么蕴含太多个人化的信息,如果将这些信息以庭审直播的方式无限制、重复性地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则可能将这种冲突的表征扩散,进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效应,还可能因为对庭审参与人的个人信息反复播放、提取、分析而产生不当利用的后果。

  第三,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基于上述对司法公开的价值界限与本质的分析,可以发现,以细节化、动态化、重复化形式运作的庭审直播并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公开就一定排斥新兴技术的参与。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司法公开的形式应当顺应其价值、符合其原旨。从这一要求出发,未来司法公开的适当形式是兼具以下要素的。其一,即时化。这主要是指庭审过程的同步公开,应当采用不可重复的形式,从而避免对庭审信息的过度分析和重复利用。其二,概括化。这主要是指对庭审内容的公开,应当避免透露带有细节性、敏感性的信息,尤其是在面向不特定公众时,应以公开概括的庭审情况为限。其三,静态化,主要是指公开的媒体形式应当以图文等静态媒介为主,谨慎采用实时录像的方式。

  总之,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庭审直播不只是司法公开的一次形式变革,还有可能改变、冲击司法公开价值格局和实质含义,进而引发问题和困境。故此,人们似乎并不应总是急于“拥抱新事物”,而应秉持更审慎、更理性的态度。

 

声明:本网部分内容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本站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应用建议。本站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