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刑事诉讼过程实际上是运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证据是司法活动的依据，是司法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保障。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类型的证据，因为证人证言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发现和收集其他证据的线索，可以用于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因而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根据。如果证人不能作证，或者证人作伪证，就必然妨害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本案被告人俞耀以贿买方式指使他人顶罪、作伪证的行为，妨害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理由如下：

    1．符合妨害作证罪的主体要件。妨害作证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年满16周岁且具有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需要讨论的是，当事人能否成为本罪主体？我国理论一般认为，当事人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如、被告人的亲戚、朋友等。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采取非法手段妨害作证的，也构成本罪。但是，对此不能绝对化。被告人本人作虚假陈述的，不能成立伪证罪，也不能成立妨害作证罪。

    2．符合妨害作证罪的主观要件。妨害作证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行为人明知自己妨害作证的行为会发生妨害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至于行为人是意图使当事人受到从轻处罚甚至免予处罚，还是意图使当事人受到从重处罚，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本案被告人俞耀对自己以贿买方式指使他人顶罪、作伪证的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后果是明知的。俞耀的行为目的很明显，因自己无机动车驾驶证，怕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逃离现场后，想由他人代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意图妨害司法的客观公正性。俞耀为了使公安部门更加确信肇事司机系雷荣庆，不仅唆使事发时在场的知情者作伪证，还指使不知情的金团新到公安部门作伪证。由此可见，俞耀不仅知道其行为的危害后果，还积极希望这个结果的发生。因此，俞耀具备妨害作证罪的主观要件。

    3．符合妨害作证罪的客观要件。妨害作证罪的行为，表现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的规定，既是对阻止证人作证的行为方式的限定，也是对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方式的限定。如果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行为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一般不以妨害作证罪论处。但是，如果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则应认定为妨害作证罪。本案被告人俞耀供述称“我知道雷荣庆有驾驶证，就叫他帮我去顶，开始他不同意，我说给40万元，他说可能要判实刑，我说判实刑再给他加10万元，他说要打电话问一下老婆，后来他说和他老婆在温泉隧道口那儿商量一下……他们商量之后雷荣庆老婆问我钱怎么给……”可见被告人为达到目的而采用了积极贿买的方式，符合妨害作证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本案被告人俞耀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所实施的逃离现场的行为应依据《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认定为交通肇事中的“逃逸”，以贿买方式指使他人顶罪、作伪证的行为应依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为妨害作证罪。因此，法院以与妨害作证罪两罪并罚追究被告人俞耀的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其他被告人有的构成包庇罪，有的构成伪证罪。这是因为：首先，从主体要件分析，包庇罪的主体范围没有具体限制，要比伪证罪宽泛得多，只要是满足刑事责任年龄条件的人均可以成为包庇罪的行为主体；而伪证罪的主体则限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范围较为明确具体。其次，包庇行为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之前、之中、之后，而作伪证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体联系本案，被告人雷荣庆、徐惠琴、金团新并不是本案的目击证人，因此不符合伪证罪的主体要件；而从其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分析，均符合包庇罪的构成要件，故应以包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蒋森火、周慧是本案发生时的现场目击证人，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伪证，无论是主体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符合伪证罪的构成要件，故应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