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某涉嫌强奸罪,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邓小宇律师为其辩护获不起诉决定

发布时间:2022-03-11 12:32:14 浏览:943次 案例二维码

一、案情简介

男方J与女方A通过玩游戏相识,确认关系后,女方应邀于节假日前往男方家中居住。次日,女方报警称凌晨时分在男方家中被强奸。后公安查明男方两年前曾有过强奸不起诉的记录,遂将J某抓获。

二、办案过程

(一)介入辩护

实际上J某两年前曾因涉嫌强奸被捕,经邓小宇律师辩护后,检察机关因为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次,J某又涉嫌强奸,且被同一办案单位抓获,其家人虽对其痛心不已,但还是怀着最后一丝信任,再次委托邓小宇律师为其辩护。(以下辩护过程,以邓律师第一人称带入)

 

(二)轻车熟路的会见沟通

很快,我在看守所见到了J,和两年前相比,他外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我没有过多的寒暄或责怪,提示疫情期间,会见时间很宝贵,按照之前的会见流程,快速描述一下案件经过:

事前:他和A通过网络游戏相识,随后添加成为qq好友,通过网聊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恰逢五一,女方应邀来到J的住处。

事中:A和J虽是初次见面的网友,但两人见面后相处比较愉快,A还带了换洗衣物打算在J家中留宿。但A在报案时称两人说好了分开睡,但午夜过后J强行进入其留宿的房间并采取了掐脖等方式胁迫她,实施了强奸行为。

事后:医院检查报告显示A的处女膜有新鲜伤,而且还在A脖子上发现了轻微伤。

既然J承认发生性关系,我们便将案件重点聚焦到这起强奸案的辩护核心——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问:“你是强行进入她的房间?”

答:“没有,是她让我去买饮料,送进去的。”

问:“那脖子上伤痕怎么回事?”

答:“那是吻痕。”

J强调两人是自愿,称A喝了饮料之后就一起玩游戏,两人随着聊天深入便自然而然发生了性关系。但J补充到,事后他进行洗漱,但女方不洗漱,还拿出手机要求J转账2万元,J认为自己遭到了勒索。

可以说,A与J描述的经过截然相反,让我再次陷入了罗生门。

我不能因为作为J的辩护人,就毫无保留地听信J的说辞,但J诚恳的态度,让我不由得对其产生了几分信任。

)再越雷池,调取证据

我根据以往的经验,为了能有效地开展辩护工作,再次来到案发小区调取相关监控。

经过仔细研判录像,我发现视频内容显示A和J在当天见面后的行为属实亲昵,且J于凌晨四点时分下楼购买饮料,与J的说法的相符。我们接着审阅录像,A和J在早上7时一起搭乘电梯离开,A神色自然,没有逃离之感,反而J显得闷闷不乐。

 

三、辩护思路

首先,邓小宇律师对办案单位作出一个说明,期望办案人员能够对本次涉案情况与以往涉案情况做一个切割,不能因为当事人存在涉嫌强奸的存疑不诉记录,便推定其一定在本案中实施了强奸行为。

其次,利用买饮料的监控视频说明两人关系亲近、用吻痕打破女方遭遇暴力的说法,用事后女方录音的行为(录音已经被女方删除)说明案件存在女性带有目的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是否属于强奸存疑。

最后,邓小宇律师还建议J某家人本着化解社会矛盾的态度,争取和被害人进行和谈。

 

四、办案结果

2021年12月,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办案心得

关于该案,邓小宇律师感受颇深:除了法律适用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的问题;

法律到底是在什么层面去判定一个女性是否同意?其背后是蕴含相应价值取向的。在此,邓律师将“性侵犯罪中女性同意的问题”,相关判断标准简要罗列如下:

(一)女性必须最大程度地进行反抗——才算做不同意

通俗的说,这种标准就要求强奸案的被害人,必须以性命相博来捍卫其性的自主权。这种标准显然对女性要求极为严苛,但显然在不远的曾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

甚至在当下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及他们的家属,也常常以女方身上没有伤,怎么能说是强奸呢?来质问律师与办案单位。

(二)女性需要合理地进行过反抗——才算做不同意

该标准认为,女性只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反抗,就可以被认定为不同意。

但此标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如何判断危险呢?一位陌生男性把手放在女性的肩膀上,到底算不算危险呢?这时候女性基于求助无望的心态不进行合理反抗,是否可以认为同意?

(三)说了不要——就是不同意

在此标准下,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说了“不要”就可以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不同意。

这种标准与我经常和涉嫌强奸的当事人解释的例子“哪怕两人此前如胶似漆,约在了小旅馆开房,也不能表明女方同意和男方发生关系。”如果有证据材料印证女方明确表示过不同意,办案单位自然可以认为男方实施了强奸行为。

(四)说了同意——才是同意

该标准要求,只有女性表达肯定性的同意才能在法律上被视为同意,除此之外,哪怕是沉默也要被视为拒绝。

显然,肯定性同意的标准更加尊重女性的意愿。但在当下(罗翔语)这一标准想要普及开,还面对着不小的阻力。毕竟在我们通行的观念中,性还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如果法律强制规定,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公开地表达自己对于亲密的意愿,并且需要时常征求对方的同意,还有一些困难。

 

显然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更多的在混用“合理反抗标准”、以及“说不就不”的标准。尽管有的男性发自内心地认为,结合特定的环境,女性说“不要”,只是半推半就害羞的表现。但现有的刑事实践中,也在逐渐(也应该)抛弃这种流氓式的推定逻辑,认为女性的语言应该受到尊重,当她说了“不要”,你还要,你的行为就过界了。

有时候要洞悉一个地方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取向,才能更好的实现辩护乃至控告的效果,比如:有的公安坚持最大限度反抗标准,被害人在该地控告,如果没有伤痕,则无法被立案;有的法官认可合理反抗标准,但是无法共情被害人的面临的危险,最后宣告嫌疑人无罪。

我们不能评价说,相关司法人员制造了冤假错案,这是法律问题以外的价值选择问题,当价值观念不同时,难以用对错来评价。况且,在相同价值取向的人员看来,相应选择简直是捍卫了法律正义,避免了冤案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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