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例已经被《庭立方优秀案例库》收录，编号2025年86号

案情简介：

2022年下半年,L某通过抖音软件结识被害人Z某,后二人发展成暖昧关系。L某在明知自己尚有欠款的情况下,虚构自己是公司股东、公司买材料需要用钱周转等事实,于2023年上半年,骗取Z某30万元后用于打赏抖音主播等。2023年8月，Z某报案，2023年9月L某因涉嫌犯被烟台某公安刑事拘留，同月。后烟台某公安移送案件至烟台某检察院，2025年4月烟台某检察院基于以上事实指控被告人L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诈骗罪向烟台某法院提起。2025年6月经烟台某法院决定，L某被逮捕，2025年7月，L某被判处。

办案过程：

2025年5月16日，距L某诈骗案开庭仅7日，安翠红律师、王谊晨律师接受L某委托后，即刻组建辩护团队，以“聚焦核心、高效推进”为原则开展工作。团队第一时间赴烟台某法院查阅案卷材料，全面审查在案证据；通过梳理L某讯问笔录，快速锁定关键事实：

• 涉案款项中前两笔系被害人Z某主动出借，彼时L某尚未形成非法占有目的，据此初步提出“该两笔款项不应计入诈骗犯罪数额”的辩护思路；
• 确认L某案发后已累计退赔Z某18万元，具备悔罪表现，认罪认罚等事实为后续辩护奠定基础。
• L某具有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意思表示，应将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工作重点。

鉴于介入时间较晚，且烟台某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为3至5年，实刑风险显著升高。在此情况下团队律师经过反复讨论将“促成被害人谅解”作为核心辩护要点。经与办案机关沟通获取Z某联系方式后，律师围绕Z某“挽回经济损失”的核心诉求，多次就退赔方案与Z某协商，最终促成双方签订分期还款协议，并于开庭前一日取得Z某出具的，同日，L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5月23日案件开庭审理。庭审中，法院未采纳“诈骗数额计算有误”的辩护意见，但对L某“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已退赔大部分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节予以确认。庭审结束后，辩护律师当即督促L某向Z某追加退赔4万元，并协调其家属筹措资金补缴法院指定，进一步强化L某悔罪诚意。

案件审理期间，L某被重新羁押。对此，辩护律师一方面稳定L某情绪，避免其因焦虑影响案件进展；另一方面持续开展双向沟通工作：多次向承办法官提交书面意见，详述L某认罪悔罪的实际行动（按协议退赔、主动预缴罚金）及家庭特殊情况，强调缓刑判决更利于保障剩余退赔义务的履行；同时与Z某保持沟通，Z某亦向法院表达“希望对L某适用缓刑以确保剩余款项收回”的意见。

判决下达前法院通知Z某与辩护律师到庭接受询问，就谅解书的真实性、退赔协议的履行意愿等内容进一步核实。经辩护律师持续沟通推动，2025年7月，承办法官通知王谊晨律师前往办理相关手续。因L某家属在湖北未能及时到场，律师代为前往烟台某看守所接L某出狱，并向其告知判决结果：L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律师同时依法告知L某需在规定期限内到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报到接受社区矫正，并严格按还款协议履行剩余8万元退赔义务。

办案思路：

一、聚焦核心情节，精准弥补介入时序劣势

本案介入于审判阶段开庭前7日，辩护工作未陷入程序争议的复杂纠缠，而是直击"主观恶性程度"与"悔罪现实表现"两大核心辩护维度：

1、就主观恶性而言，重点阐述L某与被害人Z某先存在暧昧关系，其非法占有目的系后期因虚荣心滋生，与有预谋的诈骗行为存在本质区别，以此降低行为的主观恶性评价；

2、就悔罪表现而言，以L某已实际退赔大部分款项、与Z某签订书面还款协议、取得Z某刑事谅解书、主动缴纳罚金等客观行为为依据，充分证明其悔罪态度的真实性与彻底性，凸显其社会危害性已显著降低。通过聚焦核心情节，有效弥补了介入时间较晚的辩护劣势。

二、紧扣法定酌定情节，构建完整辩护逻辑链

辩护工作严格围绕案件法定与酌定从轻情节展开，形成逻辑闭环：

1、着重强调L某系初犯、偶犯，无违法犯罪前科，其人身危险性相对较低；同时明确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并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符合法定从轻处罚条件；

2、在此基础上，结合L某已退赔大部分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等酌定从轻情节，将法定与酌定情节有机融合，形成"主观恶性较低+悔罪表现明确+社会危害减轻"的完整辩护逻辑。

三、以被害人利益保障为切入点，推动案件良性转机

辩护团队深刻把握被害人谅解在缓刑适用中的关键作用，将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作为推动案件转机的核心切入点：

1、在短时间内积极协调L某与Z某沟通，通过协商确定合理退赔方案、促成双方签订书面还款协议等方式，既帮助Z某锁定了后续债权实现的法律依据，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经济利益；

2、同时也为L某争取到了关键的从轻处罚证据（即被害人谅解书），实现了"被告人悔罪救赎+被害人权益保障"的双重效果，兼顾了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平衡，该平衡状态亦成为打动承办法官作出缓刑判决的重要因素。

办案结果：

检察院量刑建议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安翠红律师和王谊晨律师最终为L某争取到“最低量刑＋缓刑”的理想结果：烟台某法院判处L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办案心得：

本案中当事人在法院判决前已被依法收押，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是实刑的情况下，根据司法实践最终被判处实刑的概率往往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我们辩护时最担心的情况。本案最终辩护成功，核心在于对“细节、沟通、应变”的精准把控，也让我们对刑事辩护的价值有了更深认知。

细节是辩护的基石。介入后首阅案卷，我们未停留在30万元诈骗指控的表面，而是从L某讯问笔录中捕捉到“前两笔款项系Z某主动借予”的关键细节，以此质疑诈骗数额准确性。虽法院未采纳该意见，但该论证让办案机关了解案件非“全额预谋诈骗”，为后续主张L某主观恶性低埋下伏笔；同时通过与L某沟通，厘清其非法占有目的系虚荣心滋生，非初始预谋，让辩护更具情理支撑。

沟通是转机的关键。面对检察院未提缓刑建议的困境，我们以“退赔+谅解”为抓手，先引导家属筹钱，再耐心与抵触的Z某沟通，从其挽回损失的需求出发，促成还款协议与谅解书；庭审后L某被逮捕，又联动Z某向法院表达缓刑诉求，推动家属补缴罚金、追加退赔，逐步消除法官顾虑。

应变与跟进同样重要。L某庭审后被羁押，我们一边疏导其情绪，一边持续跟进，用实际行动证明其悔罪决心，最终争取到“判三缓五”的结果。这也让我们确信，刑事辩护需兼顾法律专业与情理温度，才能实现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