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午，刚从检察院办结一起盗窃案的认罪认罚具结。最初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为14个月，经过多轮沟通，最终以8个月的量刑达成一致，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关键的量刑让步。
而这场博弈的核心，聚焦于被害人被盗手机的权属认定争议——被害人无法提供手机购买发票及有效购买记录。作为辩护人，我始终坚持：在公共场所案发的背景下，若无真实有效凭证，既无法直接认定该手机为“被害人所有”，也难以排除其“遗失物”属性。即便嫌疑人主观上存在盗窃意图，但客观行为更符合侵占的构成要件，不能简单以盗窃定罪。
走出检察院的路上，一个灵魂拷问在我脑海中反复浮现：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是穷尽手段去还原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触及的“客观事实”，还是始终以当事人利益为核心，在法律框架内为其争取最优权益？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却需要每一位刑辩人在每一次案件中反复权衡、坚定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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