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是一直为我们所忽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史可以就是一部辩护权的扩张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强大的公诉权，往往聘请辩护人。在刑诉法规定的特定情形，还会得到法律援助的加持。随着庭审实质化的推进，庭审对抗的加剧，专业律师的介入，使得辩护权一方的力量逐渐得到强化。控辩力量的差距，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弥补。
人权保障和司法人性扩张的司法理念，也主要针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说整个刑事诉讼就是围绕着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有无、大小来展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关乎着整个刑事诉讼运作的质效，所以他们是刑事诉讼关照的重点。
与被告人相对的是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令人尴尬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法律地位如何体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又体现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法律不是规定了被害人可以聘请诉讼代理人的吗？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代理人来主张的权利。我们可以检索一下法律文书，在判决书中体现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有几人，大部分还是以附带民事原告的身份来到法庭。作为单纯的被害人，甚至都没有接到法院开庭的通知。
我曾经关注过一段时间的立案问题。从事刑事司法实践的同仁都不陌生，立案难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涉及经济犯罪或者新型犯罪中，司法机关完美贯彻了刑法的谦抑性。往往要求被害人提供完整的犯罪证据，完全以成案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取代立案线索的证据标准。搜证、取证工作完全落在了被害人身上，这是被害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最后案件自然无法进入诉讼程序。
其次，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是通过言词方式向侦查机关提供证言的义务。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很难进入诉讼程序，了解案件走向。我所知在H县公安机关，被害人试图了解案件情形，就遭到侦查人员的呵斥，要求承办警官不要向被害人说多少。以案件尚在侦查过程和疫情为由，横眉冷对。这不是简单地工作态度问题。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都有权了解案件情况，难道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连知情权都没有，他们的法律地位连犯罪嫌疑人都不如。在有的侦查人员眼中，被害人只是诉讼客体，提供证据的渠道而已。犯罪嫌疑人被外地司法机关抓获并判刑，被害人对此一无所知。更奢谈什么要求赔偿了。
在检察阶段，我们的检察官更关注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否要提起公诉。很少有检察官会关注被害人，刑事诉讼法也只是说可以听取被害人意见。这就导致部分文化程度低、家庭条件不好的被害人无法及时参加到诉讼中去，代之以“我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凶手”等模糊性言语。在认罪认罚场合，往往更缺乏对被害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检察机关实行上下领导体制，对疑难复杂案件有请示制度。这一过程也应该及时告知，免得被害人怀着对司法深厚的期待，等待着遥遥无期且无法确定的结果。甚至试图向高一级的检察机关反映问题，都会被内部请示程序为由而拒绝倾听。
在法院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大多数被害人都不知道开庭的信息，如何让他们知道审判的消息。恐怕拿到一纸判决书都未必很顺利。
刘哲老师在《认罪认罚50讲》中单独有一篇《被害人的利益如何维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生活在公诉权的阴影下，在公诉权垄断起诉的情形下，被害人往往比犯罪嫌疑人更难获得知情权和信息交流权。虽然从理论上说，被害人的利益已经被公诉人所代表，但公诉人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去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而被害人是从自己切身利益的角度，指控犯罪。虽然他们同属于大控方，但毕竟彼此出发点的差异，同床异梦的情形并不鲜见。在面对诉讼结果的问题上，公诉权依然垄断了抗诉权，被害人的意愿根本无法表达，情绪无法宣泄。
被害人的声音只有通过诉讼体制外的上访、舆情等方式为社会所知，试图通过其他的力量要求司法权对被害人的尊重。
我们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宪法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除非因为领导重视或者其他特殊的身份，从而引起特别关注外，根本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司法资源。
从法律经济角度分析，一个地区的司法资源总是恒定的。如果不试图通过特殊方式引起重视，你的案件总是在正常流水线上运作，司法机关往往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轻重缓急来分配司法资源。自然侦查力量和公诉力量的配置差异，也决定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程度。
我们希望每一个被害人都被司法人员温柔以待，但这或许是一句空谈。但请尽可能通过司法运作对被害人关照，应是每一个司法人的良知。
请不要用我们的所学遮蔽我们的良知。也许被害人不懂法律进而胡言乱语，但作为专业的司法人员我们要倾听他们声音，克服他们的偏见。
注：今天看到一个好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报案求助，几经辗转，最后得到的是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本想提起刑事自诉，还被法院训斥（后来证实是法院工作人员搞错了）。但被害人心中对法律还会有那么崇高的期待吗？作为法律人，我们又如何告诉他，公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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