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连续接触了两起非常相似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一个案件，是我目前正在办理的张某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案。
另一个案件，是近期一位外地当事人向我咨询的案件。
两个案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公司，当事人的具体岗位也不完全相同，但当我把两个案件放在一起看时，却发现其中存在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公司决定做这个业务，公司提供店铺，公司负责采购，公司收取绝大部分经营利润，但是一旦商品涉嫌侵犯著作权，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可能是公司最基层的一名运营、销售或者采购人员。
这类案件，我认为正在成为电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可能直到被公安机关传唤的那一天，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每天在公司里做的“选品”“上链接”“找货源”“做运营”，有一天竟然可能变成刑事案件。
一、老板决定做无货源，为什么最后被起诉的是运营？
我正在办理的张某案，就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根据在案证据，公司经营过程中因为销售额下降，管理人员提出采用“无货源测款”的经营模式，公司同意以后，由运营人员从市场寻找商品，采购人员负责寻找供应商，再由运营人员负责商品上架。
换句话说，无货源并不是张某个人偷偷决定做的生意，而是公司整体经营模式的一部分。
涉案店铺不是张某个人店铺，而是公司体系内经营的店铺；销售款不是进入张某个人账户，而是进入公司；商品供应商不是张某个人联系；授权情况也不是张某负责审核；公司甚至有自己的法务人员。
但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
当涉嫌侵权的商品被查处以后，刑事责任沿着整个公司组织体系往下寻找，最终落到了负责具体商品运营的一线人员身上。
张某只是公司的初级运营人员。她的底薪只有六七千元左右，加绩效和正常销售提成以后，月收入约一万元。而她的直接负责人，月收入达到十万元左右。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案商品销售金额约为39986元，按照张某千分之五的正常提成比例计算，她从这些商品中实际获得的提成只有199.93元。
不到200元。
但就是这样一名基层员工，现在面对的却是刑事审判。
于是案件中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家公司的经营行为出了问题，刑事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
刑法不能仅仅因为“这条商品链接是你上传的”，就当然推出“所以犯罪就是你实施的”。否则按照这种逻辑，公司任何违法经营最终都可以由最基层的操作人员承担责任。显然不是这样。
二、最近咨询的另一起案件，几乎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就在办理张某案期间，我又接到了一起类似案件的咨询。
当事人向我反复强调了一句话：“整个公司的事情，最后好像让我一个人背了。”
她同样是一名公司员工。她告诉我，相关订单虽然经过自己处理，但自己拿到的只是正常工资和少量业务提成，全部提成加起来只有两千多元。
而真正经营公司、获得经营利润、决定业务如何开展的人，并不是她。
但是案件办理到后期以后，她却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直到法院阶段，她才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真的全部是我的责任吗？”
我当时跟她讲了一句话：刑事案件最终怎么判断，不能只听任何一个人的描述，必须阅卷。
因为员工是不是犯罪，绝对不能只看一个事实：“这个订单是不是你接的？”真正需要审查的是整个公司的经营结构。
谁决定做这个业务？谁决定销售这些商品？谁寻找供应商？谁审核供应商资质？谁判断商品是否取得授权？谁控制店铺？谁决定产品是否上架？谁控制销售款？最终利润进入谁的账户？员工能不能拒绝公司的业务安排？员工本人到底拿到了多少钱？
这些问题如果不查清楚，仅仅因为某个员工在最后一个环节点击了“上架”，就把整个公司的经营责任压到一个普通员工身上，我认为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三、这类案件真正的第一个辩护重点，不一定是“东西侵不侵权”
很多家属找到律师以后，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侵权？”当然，这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公司员工类知识产权案件，还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排在它前面：即使商品构成侵权，为什么刑事责任一定由这个员工承担？
公司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时，不能简单理解为：老板有责任；经理有责任；采购有责任；运营有责任；客服也有责任；只要参与公司业务的人全部都有责任。
刑法追究的是犯罪责任，而不是公司的组织责任。
尤其是在单位经营活动中，应当重点区分决策者、管理者、核心实施者与普通执行人员。
一个月薪六七千元的运营人员，与一个决定公司经营模式、控制店铺、控制资金、决定供应链的老板，其刑事责任显然不能简单画等号。
所以我一直认为：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不能只沿着“业务流程”追人，更应当沿着“决策链、资金链和获利链”寻找真正的责任主体。
四、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怀疑可能侵权”，是不是就等于刑法上的“明知”？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件：明知。
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制的是销售“明知”属于侵权复制品的行为。这两个字在具体案件中的意义非常大。
因为现实中的电商运营人员，很少有人会明确说：“我非常确定这个产品没有授权，我非常确定它侵犯著作权，但我就是要卖。”
更多的情况是：市场上很多人在卖；1688上能找到货源；拼多多、淘宝上到处都有同款；供应商告诉自己可以卖；采购告诉自己问题不大；公司没有进行知识产权培训；公司也没有要求运营人员审核授权文件。
张某案就是这样。张某第一次看到涉案哪吒产品的时候，其实产生过顾虑。她没有马上销售，而是观察市场。后来看到很多同行一直在卖，没有被平台处理，她才跟着上架。
商品销售过程中，她甚至曾经准备下架。后来公司采购人员告诉她，标题里不要使用某些字样就可以，她才继续销售。
甚至负责采购的人员自己也供述，她认为在1688正规平台能够销售的商品，应当具有正常授权。
这里体现出的究竟是：“我知道这是盗版，我仍然故意销售”，还是：“我知道可能存在风险，但是我错误地认为这种商品仍然能够销售”，这是完全不同的刑法评价。
风险意识不能当然等于犯罪故意。“可能存在侵权风险”，也不能直接替代刑法要求的“明知”。这也是此类案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辩护空间。
五、为什么很多员工直到签完认罪认罚，才发现案件可能还有其他解释？
这也是我近期连续接触类似案件以后，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
很多员工第一次遇到刑事案件以后，思维是非常简单的。
公安问：“是不是你上的链接？”是。“是不是你选的产品？”是。“是不是你拿了提成？”是。
几句话问完，当事人自己都会产生一种感觉：那可能就是我的问题。
但真正的刑事辩护不是这样分析案件的。
链接是你上的，不代表业务是你决定的；商品是你选的，不代表供应商是你控制的；拿过提成，不代表侵权利润归你；知道商品存在风险，也不当然等于明知是侵权复制品；在公司工作，更不意味着公司的一切刑事风险都由员工承担。
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必须把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卖货行为”，重新拆解成完整的商业流程。
商业模式是谁设计的。供应链是谁建立的。授权审核是谁负责的。商品上架是谁批准的。经营利润是谁取得的。员工是否具有实际决定权。
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拆开，才能真正判断一个基层员工究竟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责任人员。
六、我越来越关注这一类案件，是因为它们正在呈现高度重复的结构
张某案和最近咨询的案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案件。我也不会简单认为，只要是公司员工就一定不构成犯罪。
如果员工明知公司大量销售侵权商品，长期主动寻找盗版货源，直接参与侵权产品生产，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那么其当然可能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但我真正关注的是另一类人：公司普通运营、电商采购、产品助理、客服、业务员、店铺运营人员。
他们可能月薪只有几千元或者一万元左右；没有股份；没有决策权；没有控制公司账户；不了解公司的整体业务模式；甚至不知道上游商品到底有没有授权。
但公司一旦发生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他们却很容易因为“操作记录最清楚”“聊天记录最多”“具体订单经过其账户”等原因，成为侦查机关最容易锁定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类案件不能只看“你做了什么”，还必须继续追问：“你为什么这样做？”“是谁让你这样做？”“你有没有决定权？”“钱到底是谁赚走的？”
刑事责任首先是个人责任。不能出现一种结果：公司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而普通员工承担了最主要的刑事代价。
七、如果你也是电商公司的普通员工，案件发生以后首先要查清这几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类似案件，无论涉嫌的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还是其他知识产权犯罪，我认为首先不要急于只问一句：“能不能判缓刑？”
更应该先搞清楚：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应该由你承担刑事责任。
尤其需要重新审查公司组织架构、公司经营模式、上下级关系、供应商对接记录、店铺后台权限、产品审核流程、聊天记录、公司培训材料、授权审核制度、销售流水以及个人实际获利。
很多案件真正的辩护空间，往往隐藏在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公司内部材料中。
我办理张某案以后，对这一点感受越来越深。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表面上调查的是一件商品，但真正决定一个员工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是商品背后的整个公司组织体系。
谁决策，谁控制，谁获利，谁知道。
这四个问题没有查清楚，就不应当轻易把一家公司的刑事责任，全部压在一个最基层的员工身上。
我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最近一段时间，我持续办理、研究电商平台无货源模式、销售侵权复制品、侵犯著作权、销售假冒商品以及公司员工涉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如果你本人或者家属也是因为在公司从事电商运营、采购、销售、选品、店铺管理等工作，突然被公安机关以知识产权犯罪立案、传唤、刑拘或者起诉，可以重点关注一个问题：你究竟是在实施自己的犯罪，还是仅仅在执行一家公司的经营行为？
这两者之间，可能就是刑事责任与非刑事责任的界限。
解文清律师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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