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12月8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剑指违规违法办理减刑、假释的问题，保证减刑、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

减刑、假释涉及“审判之后的正义”，要杜绝它们被滥用成为“合法越狱”。相对于审判的严格程序，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相当大的短板，程序不够透明，审核标准不明确，容易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此前，北京郭文思犯下杀人罪，却9次被减刑，出狱仅一年，就在疫情期间暴力伤害劝其戴口罩的老人致死，案件轰动一时，引发舆论对于减刑正当性的强烈质疑，最终，9名司法官员因为徇私枉法助其减刑而被双开。今年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将违规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作为六大顽瘴痼疾之一予以集中整治。

依据法律，“是否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该是减刑的实质性要件。而其中“悔改”更为重要，涉及到服刑人员是否真正被改造好，重归社会有没有危害性。但是，个别地方的减刑机制成为流于形式的“积分减刑”，只要完成监狱要求的工作量、打扫卫生、“创造发明”，就能取得积分，犯罪有没有真心悔罪这个核心要素可能被轻松绕过，这就导致一些犯罪分子没有真正悔改，就被减刑，甚至让罪犯出于功利目的的搞“发明创造”，之前孙小果就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成了“狱中发明家”。

针对以往减刑、假释审理流于形式，监督缺乏有效手段的问题，这次《意见》明确不仅要审查罪犯的客观改造表现，更要注重审查判断罪犯主观上是否真心悔罪。对于罪犯的计分考核材料，要认真审查考核分数的来源及其合理性，存在疑问的，应当要求刑罚执行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或者予以补充。

对于罪犯立功、重大立功的审查判断，《意见》明确要严格审查立功背后的“较大贡献”，它是指对国家、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非仅对个别人员、单位有贡献和帮助。这就堵上了罪犯通过“买发明”、捐钱等不正当手段来骗取“立功”的后门。

此外，《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健全出庭作证制度、有效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强化审判组织职能作用，让减刑从之前的“批”向“审”过渡，从内部的行政审核转向开放性的法庭审理过渡，让减刑受到更严格的审视。

如果减刑门槛过低，就会让刑罚失去严肃性，也让为通过减刑激励罪犯积极改造的制度设计效果大打折扣。减刑不是简单的“积分换减刑”，必须根植于罪犯是否悔改的主客观审核。健全完善减刑、假释的程序、审核标准，是为了实现“审后正义”，“关得住”不思悔改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