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嫌疑人杜某系长期从事手机生意的个体户，在工业区开设一家手机店，平日以维修、销售手机为主。 2021年9月，杜某通过结识同行方某，向方某购入16台二手手机，这些手机至今未出售、仍存放于杜某店内。 2021年10月21日，杜某被公安机关传唤配合调查，被告知其向方某购入的一部手机系他人盗窃所得、方某代为销赃。杜某及时将自己向方某购买的16台手机全部交给公安机关。10月23日，杜某因涉嫌被刑事拘留。

二、办案过程

11月17日，吴懿儒律师赴石狮市看守所会见嫌疑人杜某，经听取嫌疑人杜某关于案情的描述，初步判断杜某不构成犯罪，并为杜某提供法律帮助，释明涉嫌的的犯罪构成、刑期等。嫌疑人亦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

会见翌日，吴懿儒律师向侦查机关递交《关于杜某涉嫌一案法律意见书》。

由于多次与侦查机关沟通未果，案情跟进难度大，吴懿儒律师于11月25日向检察机关递交《关于不予批准逮捕嫌疑人杜某的法律意见书》。

三、辩护思路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

（一）嫌疑人杜某不明知向方某收购的二手手机系赃物，主观上既无法明确“知道”，也不可能“应当知道”：一是方某是从事手机经营的生意人，与杜某是同行，杜某不应轻易质疑方某转让的二手手机来源，二是杜某向方某收购二手手机，是以普通市场价格购入的，三是杜某收购的手机，外表上与普通二手手机无异：从手机外观来看，杜某向方某收购的二手手机都比较破旧；从手机内容上看，杜某收购的手机都没有信息或者图片储存。四是杜某向方某收购手机的频次和数量并非异常。

（二）从嫌疑人杜某的后续行为来看，可知其主观心态上既没有积极追求犯罪结果发生，更没有放任心态，不存在犯罪故意：一是从杜某收购手机后的行为来看，他没有积极主动“销赃”，而是放在店里囤着，可见他并没有积极追求收益的心态。二是从杜某到案后的表现来看，他积极止损，全部退出找方某收购的所有手机，可见他积极配合公安追缴赃物的意愿，没有增大公安机关的办案成本，没有侵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客体。辩护人认为，杜某的行为不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公安机关对杜某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立案侦查或出于误会，辩护人请求公安机关充分考量杜某的涉案情节，依法终结对杜某的刑事侦查。

四、办案结果

11月30日，石狮市看守所向嫌疑人杜某发放《释放证明书》，嫌疑人杜某获释。 

五、办案心得

律师第一次会见当事人，询问案情要问到每一个细节，方能掌握办案原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主观上要求明知，我国法律对“明知”的定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显然，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当事人会对办案机关、律师声称自己“不知道”，办案机关也通常以“应当知道”推定其主观上具备犯罪故意。

吴懿儒律师在会见的时候，详细问了以下问题，以判断本案嫌疑人是否属于“应当知道”：

1.你结识方某在什么场合？是正常的同行交流场合还是特殊场合？

2.你们同行之间，很经常互相买卖二手机吗？为什么需要这样？

3.1个多月来，你就找他买了16台，这个数量和频次算多吗？

4.你都是以什么价格购入这些二手机的？

5.这些二手机，和你平常接触的二手机有没有不一样？都有锁屏还是已经都是恢复出厂设置的？

6.买入这些二手机后，你有没有卖出？为什么没有卖出？

……

当然，这样的提问，或许让当事人会感觉律师像是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在“讯问”，所以在提问前，须充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让他明白律师问的问题都是为了准确作出判断以达到辩护效果。

通过当事人的回答，吴懿儒律师初步判断其不构成犯罪，并为当事人就本罪的法律规定作了释明、提供法律帮助。翌日，出具法律意见书递交办案机关。

但是，侦查阶段与办案机关沟通相当困难，律师只能掐指算报捕日期向有关办案机关递交法律文书，以尽辩护职责，因为直中要害的文书辩护也是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律师在第一次会见时，务必以办案机关“有罪”的思维和立场，将案情问明、问细、问实，方能找到“无罪”的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