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首先，盗窃支票是一种特殊的盗窃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意图通过盗窃已填上金额的支票而非法占有他人的银行存款，其行为应当由两个过程组成，即盗窃支票和兑取现金，二者缺一不可，否则盗窃行为不完整，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亦难以实现。因为从非法占有情况来看，盗窃已填上金额、印鉴齐全的支票不等于已经现实占有了相应的货币，要真正非法占有支票所记载的货币还必须去银行兑现，所以客观上盗窃支票与占有所盗支票记载的货币并非一回事，当中还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从实际控制程度看，支票的丢失不等于失主对所存现金完全失去了控制权，还可以根据银行关于支票使用的规定挂失止付；同样，行为人如果盗窃了支票，也不等于其已经完全控制了支票票面上所记载金额的货币，因为此时银行对支票失主的存款还有一定的控制权和兑现审查权（如审查支票上有关印鉴是否与预留印鉴一致等）。综上，从盗窃行为完成的程度看，盗窃支票后如果还未兑现的行为都属于盗窃的未完成状态。

　其次，认定犯罪是否既遂，应以是否具备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为标准。根据刑法对的规定，应当以行为人使财物脱离物主的控制，并实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既遂。结合本案，吴学义从被害人公司处盗走支票，只是使支票这一纸质凭证实际脱离了物主的控制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还没有使该纸质凭证代表的财物（存款）完全脱离物主的控制，也没有使该笔财物（存款）实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为毕竟支票只是一定财物的支取凭证，而不是财物本身。它不同于不记名或不挂失有价证券（如国库券），也不同于流通中的现金货币，前者支票可以由失主挂失，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内（失主发现并挂失之前）、特定的场所内（银行）兑现，后者不能挂失，即使失主发现被盗也无济于事。因此，得到了后者就可以认定得到了财物及其控制权，但得到了前者并不等同于得到了财物及其控制权。综上，盗得支票并取出支票所记载金额的货币，是完成盗窃过程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在支票真正兑现之后才能使整个盗窃过程终结、危害后果实际发生，并实现对财物的最终占有，从而构成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