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综合考虑“职务”等因素认定公司化运作的犯罪集团中的主

如前所述，本案中所有被告人均应当对全案高达人民币768万余元的诈骗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只有准确认定各被告人在中的地位、作用，合理运用相关量刑情节，才能实现对每一被告人量刑适当。范裕榔是奇盛公司的实际管理者，陈俊达、简铭助是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三被告人对维持公司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认定其三人为，自不待言。其余40名分角色实施诈骗的被告人参与实施诈骗行为，均属实行犯，但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有主次之分。奇盛公司实施犯罪的基本模式是分角色与被害人接触，各角色环环相扣，直至被害人受骗上当。因此，在认定这些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越接近诈骗链条末端的角色对诈骗技巧要求越高，对被害人施加的影响越大，其单次诈骗成功率也越高。同时，能够扮演高端的角色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行为人的诈骗技巧、内部影响力都是比较突出的。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人职时间、在公司中的地位及获利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陈裕仁等9名被告人人职较早，在诈骗中扮演警察队长、检察官等高端角色，施骗技巧复杂，以被害人会被收押、银行账户会被司法机关冻结等事由，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工作，进而转移资金，系骗取被害人财产的关键角色，在诈骗中起主导作用，且获利较多，应当认定为主犯。王锡元等19名被告人扮演警员角色，吕文英等12名被告人扮演医院工作人员角色，该31名被告人仅参与诈骗的试探和引导活动，参与程度较低，骗取被害人信任的成功率也较低，且获利较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故均应认定为从犯。其中，黄剑梅等6名被告人扮演医院工作人员，作案时间短{实施诈骗行为次数少、分赃少，犯罪情节较轻，适用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故依法可对黄剑梅等6人宣告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