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解释》第1条第二项中规定：案件中的，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第六条则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不能克服的矛盾。前者规定的是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所知的同案犯，主犯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以自首论，在量刑时可以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的自首处罚原则来处理。后者规定的是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而不能以自首论。两者的区别在于：1、前者不要求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事实时已经在案，后者则要求其“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必须发生在到案后；2、导致的结论不同，前者以自首论，在量刑时可按自首制度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原则进行处理，后者则只能以酌定可从轻处罚来处理。相同处在于：1、都是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供述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行为的处理；2、所供述的共同犯罪事实的范围应当没有区别。因为所谓共同，即应是其与所供述或揭发的同案犯共同实施的犯罪。但是这样就导致以下问题：1、前者没有要求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必须到案，也即这一规定应当包含后者所规定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情形，而且无论“供述”还是“揭发”的对象即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的范围也没有区别，但在处理结论上却完全不同，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和司法处理的显失公正；2．《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从逻辑上完全排斥了第二条和第四条关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犯罪分子在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它犯罪事实的行为的处理规定，造成了认识分歧和司法操作的困惑。因此，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 ，便于司法操作并解决逻辑混乱的问题，笔者建议取消《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在保留第一条第二项共犯自首应供述的犯罪事实的范围的基础上，按照立案后未采取强制措施和采取强制措施、已宣判的自首情形的规定，来区别情况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自首问题，以实现司法的统一有序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