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从我国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可看出的两个要点：第一，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非国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不能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国有单位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以及全资国有公司、企业、国家财政拨款的国有事业单位、具有行政职能且国家统一定编的人民团体组织。第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是单位，不是自然人，只有单位才能成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自然人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但本罪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犯罪的单位不判处，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刑罚的承担者，却不是犯罪主体。这是因为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以单位名义进行，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但没有为单位牟取利益，相反却给单位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立法对该罪规定为单罚制。
    本案中，某村民委员会是否属国有单位是认定是否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关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应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按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该款立法解释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救灾、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等具体的行政管理事项时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如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本身具有国有单位的性质，则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当然可以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前段，直接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此，则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已无出台的必要。因此,某村民委员会不是国有单位的性质，其主体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构成要件。
    被告人顾某、刘某、张某均为该村民委员会委员，顾某指派刘某具体负责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补偿工作，并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依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的规定，顾某、刘某、张某应被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的主体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