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没有采取家长主义，没有处罚吸毒行为，而只是处罚贩卖行为。行为能不能构成，还是要回到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上来。当购买行为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时，单纯的购买行为就不能评价为贩卖的共犯，否则，就明显不合适。审理代购毒品案件时，应根据代购人在代购毒品中存在的不同情形，为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

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明知托购人购买毒品是为贩毒，仍为托购人购买毒品，代购人此时参与到托购人贩卖毒品过程中，与托购人构成贩卖毒品的，对代购人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为托购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但从中牟利的，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这里就需要准确把握从中牟利的含义，所谓从中牟利，就是代沟人在代购毒品过程中获取相关利益，包括直接加价或变相加价的行为，即可以是金钱、毒品等有形的利益，也可以是帮助上学、就业、提高工作业绩等无形的利益。其中在代购过程中，代购人在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另外，代购人在代购过程中“蹭吸”行为，应根据案件不同情形综合把握，特别是需要关注代购毒品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蹭吸”这一关键点。对于为了“蹭吸”而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可以理解为代购行为具有了有偿性，属于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行为，具有从中牟利的属性，应认定为贩卖毒品行为。对于不是为了“蹭吸”而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即使代购人在代购之后与托购人共同吸食毒品，因代购的目的并非为了“蹭吸”，代购人在购买毒品过程中仍起跑腿作用，没有超出购买毒品的范畴，不宜认定为贩卖毒品。

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为托购人长途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代购人未从中牟利，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代购人的行为实际上转变为运输毒品行为，代购人与托购人构成的共同犯罪，对代购人应以运输毒品罪的论处。对于代购人为托购人短途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代购人与托购人构成的共同犯罪，对于代购人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论处。

在代购毒品中，对于代购人无偿为托购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少量零包毒品，代购毒品数量未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标准的，此种情形如何定性，相对复杂，应根据案件情节综合把握。如果只是帮助买家找卖家，还没有超出购买的范畴，单纯为吸毒者寻找、联系贩卖者的，仍属购买毒品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的共犯。在审判实践中，对于为亲朋好友一、两次代购上述毒品行为的，不宜认定为犯罪，可以对代购人作出相关行政处罚。对于代购人多次为他人代购毒品，且托购人未指定贩毒者，代购人自行寻找的贩毒者相对固定，代购人此时的行为扩大了毒品消费面，促进了毒品交易，可以理解为贩卖者联系下游吸毒者，有帮助贩毒者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