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部分钱款因银行发现涉嫌欺诈交易而未实际支付给被告人。对此，机关指控亦构成信用卡诈骗既遂。法院认为，认定信用卡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相脱离，仅根据国家金融秩序受侵害这一非物质性结果作为的既遂标志并不妥当，因此，在被告人尚未实际控制钱款、被害人亦未实际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信用卡诈骗既遂。

　　显然，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信用卡诈骗罪既、未遂的标准。由于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危害结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另一方面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那么，应以何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信用卡诈骗罪既遂的标志呢？一种观点认为，在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只要行为人非法使用信用卡套现或购物，不管是否已经实际骗取财物，都已对国家金融秩序造成了破坏，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既遂；另一种观点认为，认定信用卡诈骗罪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财产型犯罪相脱离，仍应以实际控制财产作为认定标准。[4]对此，我们赞成后一种观点，认为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都难以仅将国家金融秩序受侵害作为区分信用卡诈骗罪既、未遂的标准，理由在于：

　　1、由于信用卡诈骗行为必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以此作为既遂的标准，是将此类犯罪等同于刑法中的行为犯，从而形成信用卡诈骗中只有既遂没有未遂的局面。

　　2、国家金融秩序受侵害是一种非物质性结果。从涉财产型犯罪来看，通常不宜将非物质性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同时，由于行为人完全可能在实施金融诈骗犯罪的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避免他人的财产损失，如果将非物质性结果作为既遂标志，则显然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财产。

　　3、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旨在限制处罚范围，如果将国家金融秩序受侵害作为既遂，就可能与刑法限制处罚范围的宗旨相冲突。

　　4、将行为人实际骗取与控制财物作为认定信用卡诈骗罪的既遂标准，与本罪的主要客体之间也并非矛盾。事实上，行为人实际控制财产也是金融秩序受侵害程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如果行为人尚未控制财产，就表明行为对金融秩序的破坏没有达到既遂的严重程度。

　　5、相关司法解释也确立了骗取财产为此类犯罪既未遂标志。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得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而该解释所说的诈骗案件包括了信用卡诈骗案件。这表明信用卡诈骗罪也是以行为人骗取财物为既遂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