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涉嫌一案评析

案情简介

侦查机关查明，2003年6月，胡某通过拍卖，竞拍到某县林业公司园林山场的经营权，并注册成立某县福某林场个人独资公司，胡采取融资方式邀请他人入股经营。2003年8-12月，福某林场在间伐栋上林班山场杉木时，在该山场只办理了540m³数量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后，雇请副业工砍伐杉木不少于1530 m³，超数量采伐杉木990 m³，折合立木蓄积1414.3 m³，砍伐后的杉木全部销售到浙江等地。

综上，胡某在经营福某林场期间，超数量采伐林木的行为涉嫌滥伐林木罪，数量巨大，依法应当其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结果

2021年8月10日，吉安市某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经本院审查并退侦，某县公安局认定的胡某滥伐林木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胡某不起诉。

法律评析

第一、关于滥伐林木数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

根据《森林法》第32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第345条第2款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或者，并处或者单处；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参照《江西省公检法关于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滥伐林木罪“数量较大”的起点，为15立方米；“数量巨大”的起点，为75立方米。单位犯本罪的，参照个人犯罪数额的5倍掌握。

依据《》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法律从三个层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一是定罪量刑证据的证据要充分，是证据数量的要求；二是所有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程序法定证据规则，属于证据能力范畴；三是得出的法律事实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是全案证据体系完整性的要求。

根据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素，其中滥伐数量必须达成“数量较大”的标准。如果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属实，胡某涉嫌滥伐林木罪的法定量刑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在认定滥伐数量是否达成证据确实、充分，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本案40多位证明滥伐数量近1000 m³，尽管证据存在瑕疵，但远远超过“数量较大”标准，所以本案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滥伐数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是胡某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具体论证如下：

一、根据副业工证言推算砍伐杉木不少于1530m³的证据不足

（一）副业工的证言真实性不足

一是副业工与福某林场有利害关系，林场没有按照约定的价格计算报酬，副业工心存不满，尤其是某村的村民副业工，本身就认为林场砍伐木材过多而向相关部门控告，他们明显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二是所陈述的砍伐数量没有其他客观性证据印证；三是人证不具有完整性，尚有不少副业工未作证，不排除证言与其他证言的矛盾（如副业工康某的笔录就认为当时林场仅认为砍伐山场的木材量700立方米）；四是证人作证时，距砍伐林木的时间相隔太久，仅凭回忆，难以保证客观真实性。

（二）人证与其他证据矛盾

1.据胡某回忆，县林业局对山场出材量评估为1931m³，按照间伐要求，采伐强度不能超过28%，起诉意见书称福某林场间伐杉树不少于1530m³，换言之，80%的杉木被采伐，明显与绝大部分副业工反映的间伐后山场未“开天窗”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该山场拍卖时已评估的每亩蓄积约4.73立方米严重不符，并且这也与采伐后办理放行证前，已取得林业主管部门采伐后验收合格（即伐区验收）的事实不符。特别是案涉的山场在2008年又进行了皆伐，据反映，当年采伐人除按采伐蓄积1443立方米出了木材外，还严重超限额采伐巨大数额的木材，并被林业公安立案调查。此次采伐数额与本案密切相联。如加上2008年釆伐和超伐的数量，案涉山场的出材量将是一个与理论最大出材量严重不符的天文数字。

2.副业工的证人证言与本案关键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梁某是本案福某林场副业工的联系人，同时又是砍伐后大部分木材的购买人，他证实的自己购买了整个山场大部分木材（约占2/3）从遂川某乡某村方向出山，总共约480立方米，价格为11万元，这与胡某的陈述完全一致。该11万元购买总价的事实结合该时期木材单价，完全可以确定，副业工所述的砍伐木材数量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梁某证实的2/3林木从某村方向出山，与案卷材料所附现场示意图所示的客观情况基本相符。

3.另据梁某证实，他将某村装运的杉条木加工原木规格为1-4m*3-16cm。这足以证实，从山场砍伐的杉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径级在5cm以下的木材。而根据《江西省森林限额采伐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1月15日省政府76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定》（林资发【2003】61号文件）第十五条第八项（林木调查起测胸径为5厘米，视林分平均胸径2厘米或4厘米为径阶距并采用上限排外法）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林业厅关于加强全省“十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意见的通知》（赣府发【2001】19号）第一条(省里分解下达给各地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是每年采伐胸径5厘米以上林木蓄积的最大限量)，以上法律文件均明确,采伐胸径5cm以下的林木是不需要采伐证的。所以，从山场上采伐下来的木材即使可以核定立方数，因其中有一部分属于5cm以下不需要采伐证的木材，仍然不能确定具体的超采伐数量。

4.根据《江西省森林限额采伐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的规定，采伐林木过程中所产生的可利用枝垭、梢头等采伐剩余物，应当充分综合利用，不列抵采伐限额。据此，吉安市林业局《关于下达全市2003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的通知》（吉市林资字【2003】32号）文中（附件1相关法规），给予某县2003年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汇总采伐指标表中，配套给予了约8%的采伐剩余物随同下山，即该配套的采伐剩余物是不需要采伐指标的。按照惯例，该剩余物或在采伐证备注栏内注明，或由林业主管部门另外批复放行。遗憾的是，本案卷宗中调取的采伐许可证，对其背面的验收栏没有复制，对当年县林业局对采伐剩余物的批复应当收集而没有收集，而胡某在讯问笔录中又恰恰陈述当年有采伐剩余物指标事实的存在。因此，从有利于的原则出发，本案即使可认定出材数量，也应当根据当时政策，核减8%的不需要采伐证的采伐剩余物的数量。

（三）缺乏采伐数据、司法鉴定等关键证据证明

1.缺乏关键客观性证据。不轻信口供，重视调查研究即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是刑事诉讼的证据原则。因为口供的易变性、主观性等特点，尤其本案陈年老案，仅靠口供定案易导致错案。结合本案，案发至侦查取证间隔6年，采伐现场、采伐合同、运输凭证、结算单据、所伐木材已灭失，丧失司法鉴定的条件，无法计算实际采伐的立木材积。

2.案件材料中仅有的书证，即梁某登记的共20页装运木材车次数，因该登记数明显不是案涉山场的出材量，不得作为定案依据。首先，该证据来源不合法，系梁在财务部门秘密窃取而来，也未经本案当事人审查。其次，梁某记载的车辆都是指小农用车，结合杨利和证人证言证实，“从山上运到路边都是用板车运送的，主伐山上从山里运到山外是用小农用车装的。”这也说明，梁某书面记载的运木材车辆数记载的主要是主伐山场的木材数。

总之，涉案山场采伐林木后，林业主管部门已经进行了伐区验收合格，这进一步说明行政主管部门当时已认定没有超额采伐。本案采伐数量主要依靠人证，也是大约估计数字，证据间相互矛盾，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未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第二、关于是否超过的问题

《刑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可见，行为人有逃避侦查或审判行为的主动行为，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反之，虽然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但非因行为人的原因未受追诉的，追诉期限不能延长。

侦查机关认为，胡某被批捕后，多次组织警力抓捕未果，因胡某一直长期外出逃避侦查，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辩护人则认为，侦查机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2010年9月至2021年4月期间有追捕胡某的侦查行为，本案超过了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侦查机关认为胡某逃避抓捕的行为，根据举证责任规则，其有义务举证证明，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根据在案证据材料，侦查机关收集了协助抓捕单位的两名警察证言，经辩护人核查，该证言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同时缺乏其他客观性证据，可见，侦查机关的举证明显不足。

辩护人通过调查取证，收集了有关胡某的租房协议、民事判决书、执行笔录、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证实胡某未逃避侦查，其常年居住在安某县，期间在法院参与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经常出差经商，直到2021年4月才被侦查机关上网通缉。按照起诉意见书的滥伐林木罪，数额巨大，法定最高刑为7年，最长追诉时限为10年，本案从决定逮捕到上网追逃中断侦查时间为11年，超过了追诉时限。

第三、关于的问题

《刑法》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三百三十八条至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罪包括三个特征：一是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即对外不是以个人名义；二是代表单位整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的意志；三是为了单位利益，即主观上追求的是单位利益，客观上违法所得由单位占有、支配。一般而言，具备这三个特征的，即可认定为单位犯罪。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认为，本案符合单位犯罪的实质要件，但胡某不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是福某林场依法登记成立，具有独立人格，并以林场名义办理采伐许可证和签订采伐合同等；二是，经集体决定，福某林场名为胡某个人独资企业实为6人股份制企业，胡某基本没有参与实际涉案事务，因为其是股东，来某配合其他股东签开支票据；三是，所得收益归林场所有，最终按照股份比例分配。故，胡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为防止打击面过大，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验总结

本案能取得不起诉的好结果，属于多因一果，具体如下：

1.案件本身无罪条件好。滥伐林木数量不清是认定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硬核观点。本案的作案时间为2003年，立案侦查时间为2009年，案发现场灭失，缺乏其他客观性证据，只有靠人证，得到“差不多”的超伐数量。由于时境过迁，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难以形成证据锁链。说到底，本案滥伐数量证据不足，辩护律师进行了翔实证据分析，拆解侦查机关的证据体系，获得了检察机关的支持。同时，超过追诉时效是本案另一辩护亮点，辩护律师收集多项证据，证明侦查机关让案件“睡觉”11年。因此，案件本身具备无罪条件是获得无罪处理的基础，无罪情形越多越好，辩护律师应从实体、程序、证据、情理等全面辨析，筛选质优量多辩点。

2.客观公正的承办检察官与检委会成员。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尊重和保障人权，既要追诉犯罪，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客观公正是百姓的殷切期盼。辩护律师在阅完案卷后，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承办检察官耐心听取，多次交流后，双方对案件证据不足基本达成共识。案件在审查起诉期间，恰逢最高检开展羁押必要审查专项活动，检察院同意辩护律师关于对胡某的申请，及时将胡释放。按照法律规定，拟作不起诉的案件需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为让检委会成员全面了解辩护意见，辩护律师向每位检委会成员呈交精美的书面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检委会经慎重研究决定对胡某不起诉。可见，运气很重要，碰到了担当实干的检察官，错案就能早日“刹车”，冤案可能得以昭雪。

3.当事人与辩护律师紧密协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犹如“病人”，辩护律师如“医生”，病人不配合治疗，再高明专业的医生也无济于事，刑事辩护也如此。调动当事人及其家属参与诉讼，协助律师，形成辩护合力。本案中胡某始终保持稳定供述，思维清晰，立场鲜明，家属协助律师收集证据，做好后勤保障等等，让律师感到不努力办好这个案件，愧对自己的良知。总而言之，辩护律师要充分调动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能动性，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