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传染病是由病原性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原虫引起的,能在人间、动物间或者人与动物间相互传播的一种疾病,是一种流行性危害比较严重的疾病,其种类繁多,《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有甲、乙、丙三类。各类传染病不同程度地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传染病流行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将传染病防治管理法律化。我国于195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发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并于1956年和1957年先后加以补充。1989年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后于2004年予以重新发布 [1] 。总结了多年来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标志着我国关于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已纳入法律轨道。它对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都有重要意义。违反传染病防治规定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同时也可引起各类传染病的传播,造成传染病流行的严重危险。因此,依法打击违反传染病防治规定的行为很有必要。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本罪在具体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下述四种情形: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根据司法实践,一般是指供水单位及有关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只有他们才能直接涉及到供水、对病原体污染物的消毒处理等各项极易使传染病传播的具体工作。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传播严重危险这一结果是不明知的。但行为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则是故意的。如果行为人明知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传播严重危险而仍实施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的,则不能以本罪论处,而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构成本罪,必须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的行为。因此,认定本罪应当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一般违法行为没有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的结果,也不可能有甲类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对有违反传染病防治规定的一般行为,应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是指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者有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的行为。两罪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如都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都可能引起某种严重危险,主体要件相同,在主观方面都表现为故意。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犯罪,主要区别在于:
(1)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同。前者侵害的是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秩序;而后者侵害的是国家国境卫生检疫的管理制度。
(2)客观要件不同。前者是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的行为;而后者是违反了国境卫生检疫法的有关规定的行为。
(3)法律规定的具体对象不同。前者的行为引起的危险的对象是甲类传染病即指鼠疫、霍乱等;而后者行为引起的危险的对象是检疫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黄热病、天花、艾滋病等传染病,范围比甲类传染病广。
传播性病罪,是指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进行卖淫嫖娼的行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传播性病罪的主要区别在于:
(1)犯罪的主要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后者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社会的善良风尚。
(2)客观要件不同。首先,行为的违法性内容不同。前者违反的是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后者则不仅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而且更主要地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不得卖淫、嫖娼的规定。其次,是否需要以一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不同。前者是结果犯,必须以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引起其传播的严重危害的危害结果为必备构成要件;后者是行为犯,只要是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的,不管是否已引起性病传播或具有传播的危险均可构成该罪。
(3)主观要件不同,前者是出自过失,即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的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这一危害结果持过失的心理态度;后者是故意,严重性病患者卖淫、嫖娼的直接目的虽常常不是要将性病传染给他人,但其对于造成性病的传播或者传播的严重危险这一危害结果显然是明知并且希望或放任的。
(4)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是一般主体,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由单位构成;后者是特殊主体,即只有患有梅毒、淋病等患严重性病的自然人方能成为其主体,单位不能构成该罪。
(5)两者传播的对象不同。前者传播的是鼠疫、霍乱等甲类传染病;后者则是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是指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实施的其他需要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本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
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
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本法提出的其他预防、控制措施的。
第三十七条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川卓安(昆明)律师事务所
四川省成都市
吕灵兮律师是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一部部长、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培养委员会主任,四川卓安(昆明)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瀛动力刑辩团队的主办律师,曾任盐城市律协刑委会秘书,专注研究刑事案件,是庭立方全国刑辩精英律师公益课第五期冠军学员、庭立方出庭律师高级培训班第十四期冠军学员、尚权刑辩学院第五期青年律师刑事辩护技能研修班学员、北京大学瀛和领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期合规研究班学员、西北政法大学刑辩技能研修班学员、华东政法大学第五期刑辩技能研修班学员、盐城市首期刑辩专业人才培训班优秀学员,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曾承办多起撤销案件、不予起诉、罪轻减刑案件。吕灵兮律师为人谦虚谨慎、热情公正,具有优秀的律师职业道德和出色的专业水准,在处理案件过程中,能权衡各种利弊,在合法情况下,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
广西望之辩律师事务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黄律师现任广西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广西望之辩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十多年,掌握扎实的刑事理论知识,具备娴熟的刑事辩护技巧。办理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其中担任南宁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单位受贿案、广西北海特大传销案程某、广西住建厅前副厅长受贿案、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合同诈骗罪等重大刑事案件辩护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职责,踏踏实实办理好每一起案件,得到了当事人的肯定。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
四川省成都市
钟灵柔律师,四川师范大学法律硕士,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兼职教师,兼具专业学历与教学经验。目前是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骨干律师,经济犯罪法律业务部副部长,专注刑事辩护与刑事合规,尤其在电子烟、香烟类案件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辩护效果显著,适合处理复杂刑事案件。 擅长办理:经济犯罪、非法经营罪、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诈骗、开设赌场、虚开发票等案件,多起案件获不起诉、缓刑、取保候审等成果。 典型案例:卖果味电子烟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涉案金额超100万)成功缓刑、无证卖烟股东涉嫌非法经营罪(涉案金额超30万)成功缓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税额上亿)成功不起诉、诈骗罪(涉案金额超50万)成功取保撤案、开设赌场罪(抽水超10万)批捕后成功缓刑、尤其是在电子烟和香烟类案件取得众多取保、不起诉、缓刑结果等。 钟灵柔律师执业以来,办理了上百件刑事案件,善于从证据与法律适用切入,精准提出辩护意见,与办案机关高效沟通,推动案件往有利方向发展。因其专业扎实、经验丰富、辩护效果好、沟通高效、态度严谨,收到了许多当事人或家属赠送的多面锦旗和好评。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
四川省成都市
邹轶律师,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三部部长,四川大学刑法学硕士。 擅长以诈骗罪为首的经济类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曾为多位当事人取得无罪或者从轻的结果,具有丰富的办案实践经验。 部分成功案例: 1、500万元“套路贷”诈骗罪法院无罪判决; 2、1300万元渠道类诈骗罪检察院不起诉; 3、100万元外汇类诈骗罪公安撤案; 4、公司类诈骗罪高管人员检察院不起诉; 5、涉案上亿“P2P”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管人员法院缓刑判决; 6、市级医院院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法院按最低量刑从轻判决; 7、地级医院院长贪污、洗钱罪法院按最低量刑从轻判决; 8、假冒某世界名牌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检察院不起诉; 9、涉嫌未成年介绍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公安撤案; 10、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院不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