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此行为同样侵犯了的客体。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制度，离职或离退休后收受贿赂与在职期间收受贿赂相比，其主观恶性、对公务活动的危害要小，但对廉洁制度同样形成了危害，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制度的侵犯。
　　第二，此行为具备了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根据《》规定，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据此可知，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就不允许其利用这一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钱物。这并不意味着在职期间牟利收受财物才是受贿，在职期间牟利离职后再收受财物就不构成受贿。
　　第三，此行为具备了受贿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受贿的故意可以产生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前，也可以是产生于其后。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并没有与他人约定贿赂，甚至并没有想到对方会在事后送其财物，而行为人在离职或离退休之后，对方以“酬谢”的名义送给其财物，且行为人明知此财物是针对其先行所实施的职务行为而送的，这种情况也完全符合受贿罪的主客观特征，不应把这种事后故意的情况排除在受贿罪之外。
　　第四，此行为容易滋生畸形的社会风气。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上说，如果否定事前没有约定离职或离退休后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那么《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将被规避，受贿行为将大行其道。典型的如在位时为企业牟利不要即时利益，等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后坐享企业“反哺”，这种把权力当期货进行交易的行为已成新的腐败形式。因为这种受贿行为的取证极其困难，故而难以认定，这显然不是立法的本意。
　　综上，笔者认为对某一类行为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在充分论证其犯罪构成的基础上，还必须考虑裁判的效果：是促进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还是使规避法律者成为“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