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案例1:2006年6月15日和2006年11月28日，被告人张某某分别承包新都区龙桥镇渭水村吴成智联建工程和郫县三道堰工程。被告人以上述工程需用架管扣件材料为由，于2006年9月2日与志军租赁站、2006年7月4日与胜邦公司、2006年7月4日与鼎盛租赁站、2007年1月8日与恒昌租赁站分别签订了架管扣件材料的租赁合同，并采取租来就卖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卖的方式，先后多次从上述单位骗出建筑用架管83900余米、扣件61900余套。除归还被害单位极少的架管扣件材料和支付极少的租金外，其共骗取架管69500余米、扣件39500余套，合计价值人民币890234元。所有的架管材料均由被告人晏某某销赃至异地的其他租赁站,销赃得款30余万元，赃款均由被告人张某某占有和支配。其中,志军租赁站被骗架管钢模、扣件、角铁等共计人民币639056元；胜邦租赁公司被骗架管、扣件、钢模等共计53338元；鼎盛租赁站被骗架管、扣件共计39737.9元；恒昌租赁站被骗架管、扣件共计158101.8元。当上述租赁站向张某某催要架管和扣件等材料时，其以牧马山工地劳务分包合同、都江堰顺江乡农民拆迁安置房劳务分包合同和成都簇桥农民拆迁安置房劳务分包合同的工程项目需要继续使用架管扣件材料为由欺骗租赁站。被骗单位经查证核实，上述劳务合同均系张某某伪造。案发后,被告人张某某变卖租赁物的钱款去向不明，所变卖的租赁物均未追回。该案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提出被告人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与租赁单位签订合同时用的是真实身分,并且确实有两个工程在使用架管和扣件,即没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因此不构成合同。法院审理后,以判处二被告,二被告不服判决上诉到中院,中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高度认同的问题。但当被告人对自己“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否认时，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限制，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导致无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

　　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符合《》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具体来讲，应在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并结合近年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骗签合同所获得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归还前次欠款的；(2)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5)收到对方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不按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合同，如组织约定货源、提供约定服务等，而是用于炒股或其他风险投资的；(6)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获取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的；(7)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挥霍浪费，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8)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裁判确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赔偿对方损失后，或者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财产时，隐藏、转移财产或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9)在通过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部分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在对方当事人未出现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为借口，故意不履行合同义务，又无正当理由不返还应当返还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定金、保证金或者材料费的；(10)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努力设法创造履约条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对方经济损失的。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欺骗他人签定合同，在履约期满后仍不为履约作丝毫努力，或者在有完全、大部分履约能力的条件下只作出小部分的努力，或者只是消极地等待机会履约，甚至是为了敷衍对方当事人而假装努力履约的，对这些情况也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之所以说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有可以推翻“非法占有”之推定的充分证据(反证)，便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案例1中的被告人在签订合同后，并没有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任何行为，反而随意处置他人财物，给合同对方当事人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其又不能反证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故意，因此法院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合同诈骗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司法实践中，“司法推定”作为一种以“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的因素”为代价或基础的思维程式和证罪方法被广泛认可和运用。尽管推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有罪推定、弱化犯罪指控机关举证责任和加强被告人无罪证明责任之嫌，但在目的犯和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中，它“无奈”地被广泛适用。例如，当行为人甲一手将毒品交予行为人乙，并从乙的手中接过一摞人民币时，我们几乎毫无疑义地推定甲在贩卖毒品，即便甲、乙两人均供述“乙只是还先前所欠甲之合法债务、甲只是免费送毒品给乙享用”，法官采信辩方意见的可能性也接近零。在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非法持有毒品、假币、枪支等案件中，根据查获的有关物品的数量、状况等客观事实特征而对行为人“牟利”、“明知”的目的进行推定，就显得更为普遍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