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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

发布时间:2020-12-03

黑水 Dark Waters (2019)

剧情简介

基于Nathaniel Ric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围绕罗伯特·比洛特展开,他担任辩护律师长达8年之久,他对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提起了环境诉讼,这场官司揭露了几十年来杜邦公司化学污染的历史。

优秀影评

推荐一

二十年来的那些艰难抉择

来源 豆瓣网 作者 Mr. L

识时务的人适应社会。不识时务的人坚持试着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那不识时务的人  -- 萧伯纳

有人说一个人在其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足以刻画他的个性全部。从1998案件肇始到如今,已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职业生涯的2/3。影片中每个人物都面临许许多多艰难的抉择,而这一个一个抉择,组成了一整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线。

  1. 非主流的律师

你可以说Bilott是个非主流律师,也可以说他是个离经叛道者。细心的观众会发现,Bilott在大多数精英荟萃的社交场合,都多少有些显得格格不入。他略微有些佝偻着背,言语相对迟缓,神态略显木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为大企业辩护的慷慨陈词的律师。在不同场合的晚宴上,他总是显得略微拘束,仿佛总与这个白人主导的资本世界带有隔阂。

这固然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是个空军上校,因此他从小就被迫跟随父亲四处辗转,直到碰到TAFT律所的Terp和他的妻子Sarah。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学院。大家如果了解美国的法学体系,或许知道,要找到最好的工作,往往需要进入所谓的T14(前十四位)。事实上如果想要拿到法学领域最好的工作岗位,即企业律师(Coroprate Lawyer),可能需要前六位的学校才有可能。这就是精英社会的阶层观念,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显然不在其中。因此Bilott从OSU毕业以后只找到一个环境法的律师职位。值得一提的是,Bilott在最初加入TAFT律所时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的家庭告诉我,大律所机会多,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职业机会。”

  1. 自杀式的选择

Bilott加入TAFT的时候,合伙人/老板 Terp 对他的评价是,“Bilott是个特别出众的律师:非常聪明,充满活力,顽强,研究做得非常非常彻底”。这点在影片中无疑得到验证。当杜邦为了刁难他,将半个世纪的相关资料都送到了TAFT的地下室,他不是被巨量信息所征服,而是开始有条不紊地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归档。这正是一个优秀律师的素养体现。然而职业能力与是否能够跻身顶级精英阶层觥筹交错,似不必然。

黑水非常打动我的一点,在于他所塑造的诸多冲突,不仅是人物关系层面的冲突,更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当西弗吉尼亚的农场主Tennant找到Bilott时,Bilott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被写好了。Tennant的农场在短短几年内死了190头牛。在这之前,Tennant因为身体不适而又缺钱,所以卖了自己的66公顷土地给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杜邦公司随后把这些土地当作很好的垃圾堆放地,主要处理一种叫做PFOA的有害化工原料。这类原料从上游流入Tennant家中,牛因此死亡,且器官和牙齿呈现异状,Tennant本人也被诊断患有癌症。他知道整个小镇都被杜邦买通了,无法寻找当地律师,又熟悉Bilott的祖母,知道她的孙子是个不错的律师,所以找到了Bilott。

于是,刚升任合伙人的Bilott,必须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内心知道,当初自己学环境法,是因为他觉得“环境法看起来会对社会有真是可见的影响力,是你可以通过践行来改变些什么的”,他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听到Tennant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他的祖母也有类似口音),就知道“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感觉这是正确的事”。他要做出的决定非常艰难,因为如果他选择放弃Tennant,他的良心将会受一辈子的谴责;如果他选择帮助Tennant,那么他将不可能再获得任何其他化工公司给他的单子。这点非常严峻。所以当他一开始起诉杜邦的时候,杜邦内部的律师Ripley在电话里特地说了一句,“我原谅你”,原因是假如Ripley选择与Bilott公然开撕,Bilott这辈子作为企业环境领域辩护律师的职业生涯就算是结束了。尽管这个选择在电影中看起来水到渠成,但主人公内心的煎熬以及Bilott脸上忧虑的神色,是需要观众去细细品味的。

这件事对于农场主Tennant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小镇上的人因为杜邦而有了好的工作,他们憎恨Tennant曝光雇主可疑的行径,甚至连餐馆的服务员都不愿意搭理Tennant。Tennant走投无路,成了小镇上的孤家寡人,连续换了四个教堂,每到一个教堂都要被人白眼。后来事实证明,对杜邦的调查展开后,杜邦不得不裁撤了部分员工,“失业厅”门口排起了队伍。Tennant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力和正义,无疑对某些和他社会阶层相仿的无辜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伤害。社会领域的问题千丝万缕,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诉求又是相违背的。有时你坚持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和伤害。社会领域的研究者们用了很多经历和笔墨去刻画如何思考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然而最终能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世事难是非黑即白,往往要在灰色地带寻找一种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Bilott和Tennant是同病相怜的,他们都与身边的社会多少有些脱节,有些格格不入,也有些特立独行。他们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杀性”的,一个杀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开始案件之后,Bilott再也没有能为律所带来化工行业的客户,对杜邦的诉讼成功成了他二十年来唯一的追求),一个杀死了自己的社交生活。Tennant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参加礼拜,唱不出圣歌;Bilott在教堂的第一排参加礼拜,同样唱不出圣歌。一个是高中毕业文凭,一个是法学博士,然而在生活的某一个节点,他们都发现,正义靠不住,联邦政府靠不住,看似公平的司法体系靠不住,耶稣基督大概更靠不住 -- 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能靠得住的,只有他们自己。

  1. 勇敢与正义很柔软

影片中另一个让我感到敬慕的人是Terp。Terp是Bilott的老板,一直暗中支持Bilott对杜邦的控诉。在一次内部合伙人会议中,最年轻的黑人合伙人滔滔不绝,陈述自己为什么认为律所不应该招惹自己的潜在客户,Terp拍案而起,说道,正是律师们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与尊严,才导致美国民众对律师这个行业如此没有信心,并宣布对杜邦开战。

笔者自己本科的时候曾经很想做律师,因此加入了北美最大的法学兄弟会,PAD(Phi Alpha Delta)。作为唯一的亚洲人(事实上是唯一的非英语母语者),我常能体会到Bilott的那种“局外人”的感受。有一次吃饭,大家聊到为什么想做律师,满桌的人都说是为了钱,R也如此说。我和R关系很好,颇为诧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有些不同的理想。R反问我,那你是为什么要读法学博士呢?我说,我是为了正义(Justice)。满桌的人都笑了。R后来去了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在名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工作,他无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从这个小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美国法律精英阶层中的主流思想。

Terp身处这样一个阶层之中,他面临的选择困境,不比Bilott的小。一方面他是公司的大合伙人,不可能不管公司的盈利和Bilott的行为对公司客户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有正义感,觉得Bilott做得是对的,因此想要支持他。所以当大规模抽血实验之后,化验结果迟迟下不来时,他不得不通过克扣Bilott的工资的形式,一方面对他施压,一方面平衡公司支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管理者可以对现金流表说 NO,勇敢和正义,真的很柔软。

  1. 不是输家

比起前面三个男人的选择,或许Sarah的选择才是最困难的。她当初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家庭主妇,是因为Bilott升职,工资很高,她觉得自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照顾孩子上面。但当案子迟迟未决,Bilott工资四次被扣,三个孩子上学的经费都不一定有了的时候,她终于对丈夫爆发了。她理解这个案子对丈夫的重要性,可是作为母亲,她也不能对孩子们的未来坐视不管。

当她和Terp一同对丈夫施压导致Bilott因为轻度中风被送进医院后,她突然觉醒了,明白了丈夫所追求一切的重要性。当她一字一句地与Terp针锋相对时,她对丈夫的爱和她对丈夫事业的支持超过了她生命中其余的一切,“请不要让他觉得他失败了。他绝不是一个失败者!” 那一幕,安妮海瑟薇如此入戏,让我心中荡漾着感动,一波一波,向外扩去。她或许意识到,她和Terp对Bilott精神上的支持,是Bilott活下去继续奋战的最终能量源泉。

  1. 寡头势力与无尽战争

Bilott成功搜集了69,000个血液样本,实现了现代流行病学最大样本的组建,并通过一个科学家小组确定无误地建立了PFOA与 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血症,以及妊娠高血压 六种重疾的关系后,观众们大多都会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由于PFOA是环境保护署(EPA)下非受管制的化学品(Non-regulated chemicals),杜邦得以利用法律的空子,全部翻盘,否认一切科学实验证明,并拒绝科学小组研究的合理性。这就是寡头格局带来的后果。“政府被捕获了(Captive Government)”,Bilott在一家中国餐馆外绝望地与妻子Sarah对望着,无情的世界冷眼旁观。

充满韧性的Bilott决定与杜邦抗争到底,而杜邦一开始也采取了80年代美国烟草行业的应对措施,即一个一个案件审,拖延时间。因为有3500个案件,如果按照一年4-5个案子的速度来赔偿,需要700-900年才能把案件审理完毕。法官开庭问了一句,“你还在呀",Bilott转转脖子,精神抖擞地说,“法官大人,是的,我还在”。这令人感动的一幕,无疑是影片的点睛之笔。

这里补充一下:后续的故事是,杜邦用6亿多美金平息了这个案子,作为3500多个受害人的赔偿。这个结局或许比烟草行业的拖延战术好一些。随后杜邦和道合并,将化工产业部门作为子公司分拆了出去,变成了现在的科慕公司(Chemour)。在影片中,Terp对杜邦宣战时提到,“我们把公司看作法人,当这个人越界了,我们就要惩罚他”,通过这句话,影片将杜邦人格化了。当这个被人格化了的厚颜无耻的杜邦,通过资本市场惯用的手法,将“有毒资产”打包到一个新的公司,以新的名号改头换面出现,并在分拆协议中将所有未来可能需要清偿相应赔付的责任都归于这个公司后,每当与PFOA相关的新闻再次出现,科慕的股价都会应声下跌。今年5月,科慕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和自己曾经的“母体”打官司。看来杜邦这个“法人”还真是不招人喜欢啊。

结语:

在《论职责》(On Duties)一书中,西塞罗(Cicero)提到了一个海格力斯的比喻(Fable of Hercules)。海格力斯在两条分叉的道路前必须做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Virtue,也可以选择Pleasure。拉丁文中这两个词的现实翻译为延迟享受(Delayed Gratification)和即时享受(Instant Gratification),海格力斯选择了延迟享受(Virtue),作为他必将经历的十二大磨难之一。

对于很多人(比如本剧中的Tennant)来说,享受本就是个太过奢侈的词汇,无论是即时的,还是延迟的。剧中的主人公Bilott则选择了Virtue,放弃了升任合伙人能给他带来的巨大当下财富和名誉,而将人们生命和正义的重要性高置头顶。他与化工企业中的哥利赛(Goliath)巨人的较量,一开始,便好似没有终结一般令人绝望。Bilott还在谱写历史,化工企业们还在通过联袂抵制的方式负隅顽抗,而我们的身体里,或许会因为Bilott的努力,少积累一些永不降解的化学物质 -- 又或许不会。

但我想说:Bilott,我敬佩你。Bilott,我为你喝彩,为你加油。

推荐二

如果有一天你与全世界为敌

来源 豆瓣网 作者 Carnival1860

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了环境学和法律又在美国做法律的人,本片的一切一切都令我感同身受,深吸一口气,感谢有人替我们和全世界为敌。

关于plaintiff side's firm和corporate defender firm: 同为环境诉讼法的常客,原告方律师和公司辩护律师一直是一对冤家。由于原告方律师一般采取风险代理制(即在拿到赔偿之后从中收取数值不等的提成),为保障合伙人收益,在美国愿意做原告方律师的精英律所很少(例如本片中的Taft Law所代理的其他案件都是小时收费的)。本片的主角Billott就是这种精英律所的一个小合伙人,在决定接受案件代理的时候看起来在律所中还没有什么话语权。还好有大老板支持,才能坚持将代理走下去。其中有一个细节,在坚持到医学专家做报告好消息的时候,Billott收到律所行政打来要求和他聊Unbilled Hour问题,他压力立刻又大了起来。可见他因为这个案件已经在连续亏损律所的钱,这可能导致其他合伙人将他赶出律所,难怪他抱病入院。

关于调解、Medical Monitoring和和解: 这个案子的最初和解结果是成立专家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由于受样本局限,流行病学调查可谓非常困难,且时间长,而本案中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是以杜邦支付费用为前提的。我想杜邦一开始寻求和解是因为不希望这个案件继续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且杜邦的律所和专家团队也确信流行病学研究不能找到有力支持证据。而要对这么多人进行时间无限的Medical Monitoring, 对于杜邦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他们准备应诉,也是坚信原告方在时间和金钱成本上熬不下去。然而几个案件之后杜邦仍然同意了大约6亿美金左右的和解费。我想这个费用仍然要比对这么多人持续进行Medical Monitoring要低,可能才是杜邦极力避免Medical Monitoring的真实原因。

钱,钱,钱:本片主人公Billott一句话让人印象很深,他说,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系统可以保护我们,实际上,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其实并不是美国的司法行政体系不能保护弱者,而是在现行体系下保护弱者需要太多钱了,杜邦有的是钱和时间,这些是西佛吉尼亚几千农民没有的,所以他们会焦虑,抱怨,退出,甚至死去,而杜邦还是那个村民眼中的"good company". 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残酷本质也好,现代司法程序制度设计使然也好,而没有钱才是Billott有可能撑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没有钱会输官司,失去律所和亲人支持,输掉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如果是这样,你是否还会勇敢的与全世界为敌呢?我觉得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我和大多数人可能在权衡利弊之后可能不会了。

法官说:原告?你怎么还在这里?

Billott: 法官阁下,是的,我还在。

足以泪奔。

文章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声明:本网部分内容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本站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应用建议。本站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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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 Dark Waters (2019)

剧情简介

基于Nathaniel Ric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围绕罗伯特·比洛特展开,他担任辩护律师长达8年之久,他对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提起了环境诉讼,这场官司揭露了几十年来杜邦公司化学污染的历史。

优秀影评

推荐一

二十年来的那些艰难抉择

来源 豆瓣网 作者 Mr. L

识时务的人适应社会。不识时务的人坚持试着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那不识时务的人  -- 萧伯纳

有人说一个人在其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足以刻画他的个性全部。从1998案件肇始到如今,已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职业生涯的2/3。影片中每个人物都面临许许多多艰难的抉择,而这一个一个抉择,组成了一整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线。

  1. 非主流的律师

你可以说Bilott是个非主流律师,也可以说他是个离经叛道者。细心的观众会发现,Bilott在大多数精英荟萃的社交场合,都多少有些显得格格不入。他略微有些佝偻着背,言语相对迟缓,神态略显木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为大企业辩护的慷慨陈词的律师。在不同场合的晚宴上,他总是显得略微拘束,仿佛总与这个白人主导的资本世界带有隔阂。

这固然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是个空军上校,因此他从小就被迫跟随父亲四处辗转,直到碰到TAFT律所的Terp和他的妻子Sarah。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学院。大家如果了解美国的法学体系,或许知道,要找到最好的工作,往往需要进入所谓的T14(前十四位)。事实上如果想要拿到法学领域最好的工作岗位,即企业律师(Coroprate Lawyer),可能需要前六位的学校才有可能。这就是精英社会的阶层观念,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显然不在其中。因此Bilott从OSU毕业以后只找到一个环境法的律师职位。值得一提的是,Bilott在最初加入TAFT律所时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的家庭告诉我,大律所机会多,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职业机会。”

  1. 自杀式的选择

Bilott加入TAFT的时候,合伙人/老板 Terp 对他的评价是,“Bilott是个特别出众的律师:非常聪明,充满活力,顽强,研究做得非常非常彻底”。这点在影片中无疑得到验证。当杜邦为了刁难他,将半个世纪的相关资料都送到了TAFT的地下室,他不是被巨量信息所征服,而是开始有条不紊地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归档。这正是一个优秀律师的素养体现。然而职业能力与是否能够跻身顶级精英阶层觥筹交错,似不必然。

黑水非常打动我的一点,在于他所塑造的诸多冲突,不仅是人物关系层面的冲突,更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当西弗吉尼亚的农场主Tennant找到Bilott时,Bilott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被写好了。Tennant的农场在短短几年内死了190头牛。在这之前,Tennant因为身体不适而又缺钱,所以卖了自己的66公顷土地给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杜邦公司随后把这些土地当作很好的垃圾堆放地,主要处理一种叫做PFOA的有害化工原料。这类原料从上游流入Tennant家中,牛因此死亡,且器官和牙齿呈现异状,Tennant本人也被诊断患有癌症。他知道整个小镇都被杜邦买通了,无法寻找当地律师,又熟悉Bilott的祖母,知道她的孙子是个不错的律师,所以找到了Bilott。

于是,刚升任合伙人的Bilott,必须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内心知道,当初自己学环境法,是因为他觉得“环境法看起来会对社会有真是可见的影响力,是你可以通过践行来改变些什么的”,他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听到Tennant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他的祖母也有类似口音),就知道“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感觉这是正确的事”。他要做出的决定非常艰难,因为如果他选择放弃Tennant,他的良心将会受一辈子的谴责;如果他选择帮助Tennant,那么他将不可能再获得任何其他化工公司给他的单子。这点非常严峻。所以当他一开始起诉杜邦的时候,杜邦内部的律师Ripley在电话里特地说了一句,“我原谅你”,原因是假如Ripley选择与Bilott公然开撕,Bilott这辈子作为企业环境领域辩护律师的职业生涯就算是结束了。尽管这个选择在电影中看起来水到渠成,但主人公内心的煎熬以及Bilott脸上忧虑的神色,是需要观众去细细品味的。

这件事对于农场主Tennant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小镇上的人因为杜邦而有了好的工作,他们憎恨Tennant曝光雇主可疑的行径,甚至连餐馆的服务员都不愿意搭理Tennant。Tennant走投无路,成了小镇上的孤家寡人,连续换了四个教堂,每到一个教堂都要被人白眼。后来事实证明,对杜邦的调查展开后,杜邦不得不裁撤了部分员工,“失业厅”门口排起了队伍。Tennant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力和正义,无疑对某些和他社会阶层相仿的无辜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伤害。社会领域的问题千丝万缕,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诉求又是相违背的。有时你坚持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和伤害。社会领域的研究者们用了很多经历和笔墨去刻画如何思考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然而最终能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世事难是非黑即白,往往要在灰色地带寻找一种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Bilott和Tennant是同病相怜的,他们都与身边的社会多少有些脱节,有些格格不入,也有些特立独行。他们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杀性”的,一个杀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开始案件之后,Bilott再也没有能为律所带来化工行业的客户,对杜邦的诉讼成功成了他二十年来唯一的追求),一个杀死了自己的社交生活。Tennant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参加礼拜,唱不出圣歌;Bilott在教堂的第一排参加礼拜,同样唱不出圣歌。一个是高中毕业文凭,一个是法学博士,然而在生活的某一个节点,他们都发现,正义靠不住,联邦政府靠不住,看似公平的司法体系靠不住,耶稣基督大概更靠不住 -- 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能靠得住的,只有他们自己。

  1. 勇敢与正义很柔软

影片中另一个让我感到敬慕的人是Terp。Terp是Bilott的老板,一直暗中支持Bilott对杜邦的控诉。在一次内部合伙人会议中,最年轻的黑人合伙人滔滔不绝,陈述自己为什么认为律所不应该招惹自己的潜在客户,Terp拍案而起,说道,正是律师们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与尊严,才导致美国民众对律师这个行业如此没有信心,并宣布对杜邦开战。

笔者自己本科的时候曾经很想做律师,因此加入了北美最大的法学兄弟会,PAD(Phi Alpha Delta)。作为唯一的亚洲人(事实上是唯一的非英语母语者),我常能体会到Bilott的那种“局外人”的感受。有一次吃饭,大家聊到为什么想做律师,满桌的人都说是为了钱,R也如此说。我和R关系很好,颇为诧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有些不同的理想。R反问我,那你是为什么要读法学博士呢?我说,我是为了正义(Justice)。满桌的人都笑了。R后来去了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在名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工作,他无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从这个小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美国法律精英阶层中的主流思想。

Terp身处这样一个阶层之中,他面临的选择困境,不比Bilott的小。一方面他是公司的大合伙人,不可能不管公司的盈利和Bilott的行为对公司客户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有正义感,觉得Bilott做得是对的,因此想要支持他。所以当大规模抽血实验之后,化验结果迟迟下不来时,他不得不通过克扣Bilott的工资的形式,一方面对他施压,一方面平衡公司支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管理者可以对现金流表说 NO,勇敢和正义,真的很柔软。

  1. 不是输家

比起前面三个男人的选择,或许Sarah的选择才是最困难的。她当初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家庭主妇,是因为Bilott升职,工资很高,她觉得自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照顾孩子上面。但当案子迟迟未决,Bilott工资四次被扣,三个孩子上学的经费都不一定有了的时候,她终于对丈夫爆发了。她理解这个案子对丈夫的重要性,可是作为母亲,她也不能对孩子们的未来坐视不管。

当她和Terp一同对丈夫施压导致Bilott因为轻度中风被送进医院后,她突然觉醒了,明白了丈夫所追求一切的重要性。当她一字一句地与Terp针锋相对时,她对丈夫的爱和她对丈夫事业的支持超过了她生命中其余的一切,“请不要让他觉得他失败了。他绝不是一个失败者!” 那一幕,安妮海瑟薇如此入戏,让我心中荡漾着感动,一波一波,向外扩去。她或许意识到,她和Terp对Bilott精神上的支持,是Bilott活下去继续奋战的最终能量源泉。

  1. 寡头势力与无尽战争

Bilott成功搜集了69,000个血液样本,实现了现代流行病学最大样本的组建,并通过一个科学家小组确定无误地建立了PFOA与 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血症,以及妊娠高血压 六种重疾的关系后,观众们大多都会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由于PFOA是环境保护署(EPA)下非受管制的化学品(Non-regulated chemicals),杜邦得以利用法律的空子,全部翻盘,否认一切科学实验证明,并拒绝科学小组研究的合理性。这就是寡头格局带来的后果。“政府被捕获了(Captive Government)”,Bilott在一家中国餐馆外绝望地与妻子Sarah对望着,无情的世界冷眼旁观。

充满韧性的Bilott决定与杜邦抗争到底,而杜邦一开始也采取了80年代美国烟草行业的应对措施,即一个一个案件审,拖延时间。因为有3500个案件,如果按照一年4-5个案子的速度来赔偿,需要700-900年才能把案件审理完毕。法官开庭问了一句,“你还在呀",Bilott转转脖子,精神抖擞地说,“法官大人,是的,我还在”。这令人感动的一幕,无疑是影片的点睛之笔。

这里补充一下:后续的故事是,杜邦用6亿多美金平息了这个案子,作为3500多个受害人的赔偿。这个结局或许比烟草行业的拖延战术好一些。随后杜邦和道合并,将化工产业部门作为子公司分拆了出去,变成了现在的科慕公司(Chemour)。在影片中,Terp对杜邦宣战时提到,“我们把公司看作法人,当这个人越界了,我们就要惩罚他”,通过这句话,影片将杜邦人格化了。当这个被人格化了的厚颜无耻的杜邦,通过资本市场惯用的手法,将“有毒资产”打包到一个新的公司,以新的名号改头换面出现,并在分拆协议中将所有未来可能需要清偿相应赔付的责任都归于这个公司后,每当与PFOA相关的新闻再次出现,科慕的股价都会应声下跌。今年5月,科慕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和自己曾经的“母体”打官司。看来杜邦这个“法人”还真是不招人喜欢啊。

结语:

在《论职责》(On Duties)一书中,西塞罗(Cicero)提到了一个海格力斯的比喻(Fable of Hercules)。海格力斯在两条分叉的道路前必须做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Virtue,也可以选择Pleasure。拉丁文中这两个词的现实翻译为延迟享受(Delayed Gratification)和即时享受(Instant Gratification),海格力斯选择了延迟享受(Virtue),作为他必将经历的十二大磨难之一。

对于很多人(比如本剧中的Tennant)来说,享受本就是个太过奢侈的词汇,无论是即时的,还是延迟的。剧中的主人公Bilott则选择了Virtue,放弃了升任合伙人能给他带来的巨大当下财富和名誉,而将人们生命和正义的重要性高置头顶。他与化工企业中的哥利赛(Goliath)巨人的较量,一开始,便好似没有终结一般令人绝望。Bilott还在谱写历史,化工企业们还在通过联袂抵制的方式负隅顽抗,而我们的身体里,或许会因为Bilott的努力,少积累一些永不降解的化学物质 -- 又或许不会。

但我想说:Bilott,我敬佩你。Bilott,我为你喝彩,为你加油。

推荐二

如果有一天你与全世界为敌

来源 豆瓣网 作者 Carnival1860

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了环境学和法律又在美国做法律的人,本片的一切一切都令我感同身受,深吸一口气,感谢有人替我们和全世界为敌。

关于plaintiff side's firm和corporate defender firm: 同为环境诉讼法的常客,原告方律师和公司辩护律师一直是一对冤家。由于原告方律师一般采取风险代理制(即在拿到赔偿之后从中收取数值不等的提成),为保障合伙人收益,在美国愿意做原告方律师的精英律所很少(例如本片中的Taft Law所代理的其他案件都是小时收费的)。本片的主角Billott就是这种精英律所的一个小合伙人,在决定接受案件代理的时候看起来在律所中还没有什么话语权。还好有大老板支持,才能坚持将代理走下去。其中有一个细节,在坚持到医学专家做报告好消息的时候,Billott收到律所行政打来要求和他聊Unbilled Hour问题,他压力立刻又大了起来。可见他因为这个案件已经在连续亏损律所的钱,这可能导致其他合伙人将他赶出律所,难怪他抱病入院。

关于调解、Medical Monitoring和和解: 这个案子的最初和解结果是成立专家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由于受样本局限,流行病学调查可谓非常困难,且时间长,而本案中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是以杜邦支付费用为前提的。我想杜邦一开始寻求和解是因为不希望这个案件继续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且杜邦的律所和专家团队也确信流行病学研究不能找到有力支持证据。而要对这么多人进行时间无限的Medical Monitoring, 对于杜邦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他们准备应诉,也是坚信原告方在时间和金钱成本上熬不下去。然而几个案件之后杜邦仍然同意了大约6亿美金左右的和解费。我想这个费用仍然要比对这么多人持续进行Medical Monitoring要低,可能才是杜邦极力避免Medical Monitoring的真实原因。

钱,钱,钱:本片主人公Billott一句话让人印象很深,他说,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系统可以保护我们,实际上,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其实并不是美国的司法行政体系不能保护弱者,而是在现行体系下保护弱者需要太多钱了,杜邦有的是钱和时间,这些是西佛吉尼亚几千农民没有的,所以他们会焦虑,抱怨,退出,甚至死去,而杜邦还是那个村民眼中的"good company". 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残酷本质也好,现代司法程序制度设计使然也好,而没有钱才是Billott有可能撑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没有钱会输官司,失去律所和亲人支持,输掉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如果是这样,你是否还会勇敢的与全世界为敌呢?我觉得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我和大多数人可能在权衡利弊之后可能不会了。

法官说:原告?你怎么还在这里?

Billott: 法官阁下,是的,我还在。

足以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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