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例已经被《庭立方优秀案例库》收录，编号2025年47号

S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涉及三部分犯罪事实，经吴懿儒律师辩护，获检察院改变定性以二罪起诉建缓、法院判缓。

案情简介

S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21年12月10日对S某立案侦查。《起诉意见书》指控三部分犯罪事实：

（一）2018年5月起,S某开始经营X公司，X公司主营红茶、绿茶、花茶等茶叶、茶制品的收购、加工及销售。S某找了农民小美等四人签署空白收据10余本、对几人身份证进行拍照保存，后利用小美等人的身份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向税务局申请代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农产品）15份，价税合计135万元，以上15张发票用于抵扣X公司企业所得税，导致少缴企业所得税32万元、印花税619.1元。至案发之时，X公司已被注销。

（二）2018年10月，S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应Y公司要求，以X公司名义虚开39张、计税金额351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Y公司，自认从中获得“茶水费”8000余元。

（三）S某在2013年左右招商引资办厂，实控ABCDE五家公司，五家公司所涉及的下游公司、企业达数百家，覆盖贵州、福建、广东、云南、湖南等地，不同程度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嫌疑，其中A司向广东G公司开票专票17份、涉及发票税额145万，被G公司作为进项税额在当月抵扣。

办案过程

吴懿儒律师于2024年3月初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委托，当事人对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认知不足，自称“我们这行很多人都这样，都没事”，但警方认定三方面案件事实使S某认识到自己可能难以脱罪、未来更难以争取。面对不利局面，吴懿儒律师介入后迅速开展细致的阅卷工作。

在审查起诉阶段第一个月内，吴懿儒律师提交第一份法律意见，提出：一、关于第（一）部分事实，S某的行为应认定虚开发票罪，（二）（三）部分事实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证据不足。二、本案应认定为。三、S某具有自首、主动退缴尚欠税款的从宽量刑情节。

检方对第一份辩护意见没有回应，在一个月后退回补充侦查。期间恰逢2024年4月18日最高法围绕3月出台的《关于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理解与适用》，明确逃税罪刑行反向衔接的可能、明确虚列支出属于逃税罪“欺骗、隐瞒手段”。吴懿儒律师根据新法释精神，在退补完成、补充阅卷后提交第二份法律意见，提出：一、X公司第（一）部分犯罪事实应评价为逃税罪，但在案证据仍然不足：1.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可用于抵扣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2.手段行为（虚开发票）和目的行为（逃税罪）为牵连犯，应从一重；3.从逃税罪构件上看，X公司行为可能构成逃税罪，但目前证据仍不足、事实仍未查清，逃避缴纳的税款是否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的10%以上证据不足；4.无法证明税务机关已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因此依法不应追究X公司逃税行为的刑事责任。二、侦查机关用于证明第（二）部分犯罪事实的证据仍然不足，未形成完整证据链：1.在案证据无法证明X公司向Y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Y公司用虚开的专票骗取出口退税；2.在X公司是否存在向Y公司虚开专票的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以“虚开专票金额=开具专票总计税金额-对公转账金额”的公式认定虚开数额是不严谨的，与我国税务稽查的核心要求相悖。三、据以指控第（三）部分犯罪事实的证据严重不足。

检方收到第二份法律意见后未予回应，遂进行二次退补。吴懿儒律师第三次阅卷后提出新的法律意见：一、X公司行为要件符合逃税罪的特征，但结果要件、行政处罚前置要件方面的证据仍然不足：1.从结果要件上看，逃避缴纳的税款数额是否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的10%以上的证据仍然不足；2.从行政处罚前置要件上看，第一稽查局虽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不等于已“依法下达追缴通知”，本部分涉案事实的行政处罚前置程序仍未完成。二、X公司向Y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Y公司用虚开的专票骗取出口退税并全额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截至目前，本部分案情仅查到资金流、发票流且证明力仍不稳定，合同流不完整、货物流无法查实，无法认定x公司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流失的犯罪行为，不应对本部分事实追究刑事责任。三、证明S某为ABCDE五家公司的实控人、参与经营五家公司期间为他人虚开专票的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s某是五家公司的财务控制人，不足以证明五家公司存在虚开专票且达到刑事追诉标准。

在吴懿儒律师提交第三份法律意见后，在与检方的积极沟通中，检察官表达看法：第（一）部分事实倾向认定虚开发票罪，第（二）部分事实倾向认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同时询问s某是否愿意积极补缴税款。吴律师口头回复关于税款缴纳问题：S某一直积极补缴税款和罚款，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和税务局联系过，但税务局办事人表示案件已经进入阶段，待检察院处理有结论、再沟通行政罚款缴纳事宜。

而后吴懿儒律师围绕检方的观点，提交第四份书面法律意见：一、从罪数原理出发，从立法目的出发，均不宜就手段行为、以虚开发票罪单独评价：1.从牵连犯基本原理出发，如果本案的逃税数额证据充足，应以重罪即逃税罪定性x公司的行为：虚开发票行为与逃税行为形成牵连关系的，择一重罪处断；定逃税罪但不予追究刑责，与牵连犯的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并不相悖；逃税罪足以完整评价x公司的手段行为、目的行为。2.从逃税罪挽回税收损失的立法目的出发，如果对s某评价为虚开发票罪，则与逃税罪从宽出发的立法初衷相悖。二、X公司可能存在的向Y公司虚开专票的行为，据以认定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票罪的证据不足：1.所谓“票面税额”“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指虚开的专票部分，但因为x公司和y公司存在真实交易，在案证据无法证明x公司向y公司虚假开具的专票税额；2.在案证据仅s某供述自己从上述行为中获利，没有其他证据，是孤证，不足以认定该犯罪事实。

案件结果

第四份法律意见提交后不久，委托人S某接到当地司法所通知做社区矫正调查。不日，检察官与辩护人沟通：从挽回国家税款损失的角度，检察院将以逃税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起诉，如果S某愿意补缴税款、罚款，愿意认罪认罚，其愿意向法院建议适用缓刑。

吴懿儒律师与S某沟通，S某表示只要不判监禁刑，其同意认罪认罚、愿意补缴税款。后吴懿儒律师与税务稽查局联系、陪同S某补缴税款、罚款、加处罚款，见证S某认罪认罚具结程序。检察院量刑建议：逃税罪建议判处一年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人民币1万元；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六个月缓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

法院阶段，S某继续委托吴懿儒律师辩护。庭审中，法院引导控辩双方围绕S某第（一）部分行为是否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进行辩论。吴懿儒律师阐明观点、提供最高法指导案例110号芦才兴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案，同时，提出被告人S某已经全额缴纳逃税罪行政罚款、加处罚款，应折抵刑事罚金。法院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同时采纳辩护人全部辩护意见。

历时一年，吴懿儒律师以出罪辩护的方法，获得检方起诉二罪二事实、全案建缓、法院判缓的结果。S某获得非监禁刑判决，对辩护结果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