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强 严选律师
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
四川省成都市
在四川案件中，家属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这不是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吗，为什么会被认定为受贿？”尤其是公职人员、国企人员、医院负责人、项目审批人员、采购负责人、工程管理人员，一旦多年节礼、借款、投资、分红、消费安排被集中审查，原本看似熟人社会中的往来，可能突然被放进刑事证据体系里重新评价。
辩护中，区分“正常人情往来”与“受贿金额”，不是靠一句“关系好”就能解决。律师真正要做的是，把每一笔钱、每一次送礼、每一个请托事项、每一段职权关系、每一份证据印证逐项拆开：哪些属于正常人情，哪些属于权钱交易，哪些金额应当核减，哪些事实仍有合理争议，哪些从宽变量可以依法提出。
本文结合卓安公开资料，解析卓安五位主任级律师如何围绕人情往来与受贿金额区分，形成体系化辩护思路。
一、为什么案件中，“人情往来”最容易变成争议焦点？
中国熟人社会中，逢年过节送礼、婚丧嫁娶随礼、朋友借款、合作投资并不少见。但刑事司法审查的重点，不是礼物叫什么名字，而是它背后有没有职务便利和请托事项。
常见争议包括：
| 往来形式 | 表面说法 | 刑事审查重点 |
| 节日礼金 | 春节、中秋正常走动 | 金额是否异常、频率是否固定、是否对应项目审批或业务照顾 |
| 婚丧嫁娶礼金 | 人情随礼 | 是否明显超出当地习惯和双方关系，是否集中来自管理服务对象 |
| 借款 | 朋友周转 | 有无借条、利息、还款、催收、资金能力，是否以借为名收受财物 |
| 投资分红 | 合作经营 | 是否实际出资、承担风险、参与经营，分红是否与职权事项挂钩 |
| 消费安排 | 接待、旅游、娱乐 | 是否由请托人支付，是否与职权事项存在利益交换 |
| 特定关系人收钱 | 本人没拿 | 当事人是否知情、默许、授意，利益是否实际归属当事人 |
所以，辩护的关键，不是把所有收受都说成人情，也不是把所有往来都认成受贿，而是通过证据把边界讲清楚。
二、卓安律所：职务犯罪辩护中的体系化基础
四川事务所创立于2013年，是中国第三家只专注刑事业务的精品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卓安公开资料显示，律所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余件，在职务犯罪、、等领域均有长期积累，曾办理多起受贿、滥用职权、私分国有资产等职务犯罪案件。
卓安相关资料强调，刑事法律服务要走“专业化、体系化、数智化、产品化”的道路。对于案件，这意味着律师不能只凭经验判断，而要通过会见、阅卷、证据分类、金额表、时间轴、关系图、请托事项对应表，把复杂的人情网络转化为法律能够理解的事实结构。
下面分别解析五位主任级律师在案件中的分工价值：成安博士、何冰冰律师、任忠孙律师、黄婧律师、张罗律师。
三、成安博士：从罪名定性上判断，往来关系是否足以构成权钱交易
成安博士，法学博士，四川事务所首席律师、管理委员会主任，长期专注刑事法律服务，是卓安刑事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其价值更多体现在重大疑难案件的顶层定性、证据结构和整体辩护方向把控。
在案件中，成安博士首先关注的不是“收了多少钱”，而是：这笔钱是否和职务便利、请托事项、为他人谋利之间形成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关系。
如果双方确有长期亲友关系，往来金额符合关系基础和当地习惯，送礼时间与具体职务事项没有明显对应，收受一方没有利用职权为对方谋取利益，就不能因为对方后来有业务关系，就机械认定所有往来都是受贿。
反过来，如果所谓“人情往来”长期发生在审批、采购、工程、结算、监管、验收等职权节点前后，金额明显异常，送礼对象高度集中在管理服务对象中，即便名义上是节礼、感谢费、借款或分红，也可能被评价为权钱交易。
成安博士的整体思路，是先搭建案件定性框架：身份是否成立、职权是否覆盖、请托事项是否具体、财物是否与职权行为对应、证据链是否闭合。只有定性框架稳住，后续金额核减、从宽处理、认罪认罚边界才有基础。
四、何冰冰律师：以前检察官视角，逐笔拆解受贿金额证据
何冰冰律师，四川事务所主任，原某检察院员额检察官，曾从事8年和反贪工作，参与办理刑事案件1000余件，擅长、职务犯罪、辩护及刑事合规。
在案件中，何冰冰律师的优势在于理解检察机关如何审查“金额是否确实充分”。受贿金额不是简单把所有往来加总，而要审查每一笔款项是否有证据证明：送钱人是谁、交付时间、交付地点、金额来源、请托事项、职权关联、当事人供述、证言、转账记录能否相互印证。
对于“人情往来”争议，何冰冰律师通常会建立逐笔金额审查表：
- 有无具体请托事项；
- 送礼时间与职权行为是否前后对应；
- 金额是否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
- 双方是否有真实亲友关系或长期经济往来；
- 是否存在退还、拒收、转交、借款还款等事实；
- 证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 仅有送钱人陈述，是否缺乏客观证据印证。
如果某些款项不能证明与职务便利有关，或者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就应当提出金额核减意见。金额核减可能直接影响量刑档次，也可能影响取保、不起诉、和认罪认罚协商空间。
五、任忠孙律师：从国企与平台治理结构中，剥离个人职务责任
任忠孙律师，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人，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工作，担任过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开始律师执业，长期专注大要案刑事辩护、企业刑事风控、企业家及公职人员刑事风险防范。
国企人员、平台型企业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涉受贿案件，经常不是单点收钱，而是嵌入复杂组织结构：集体决策、层级审批、项目推荐、招投标、采购、验收、结算、供应商关系、关联公司合作。此时，判断是否受贿，不能只看某个人在流程中的职位名称，而要看其是否实际掌握决定权、建议权、审批权或影响力。
任忠孙律师的辩护价值，在于从组织链条中剥离个人责任：这项业务是否由集体决策？当事人是否只是执行流程？是否有独立决定权？送钱人是否真正获得了不正当利益？所谓“照顾”是否只是正常履职？收益是否进入个人而非单位？
对于国企人员而言，还要进一步区分：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抑或只是违反内部纪律、廉洁规定但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罪名不同，评价体系和量刑后果差异很大。
六、黄婧律师：围绕初犯、偶犯、家庭与企业处境，争取轻缓处理空间
黄婧律师，卓安（昆明）律师事务所主任，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国家高级企业合规师，《中小企业合规评价认证标准》起草人，长期专注刑辩及企业家、公职人员刑事风险防控，办理经济与职务犯罪案件逾百起。
案件中，并非所有当事人都是主动索贿、长期收钱、核心权力人员。有些案件中，当事人可能是初犯、偶犯，收受金额边界不清，部分款项具有人情性质，部分事实发生在长期熟人关系中，退赃退赔意愿强，社会危险性较低。
黄婧律师的工作重点，是把这些从宽变量整理成办案机关能够理解的材料：当事人的履职经历、家庭责任、身体状况、退赃退赔、认罪悔罪、是否主动交代、是否有自首立功、是否配合调查、是否已离开原岗位、是否存在再犯可能。
刑事案件不是冰冷的案号。对公职人员、国企人员而言，一个案件可能影响自由、工作、退休待遇、家庭稳定和社会评价。律师既要依法争取金额核减，也要把人的处境翻译成法律能够接受的从宽理由。
七、张罗律师：以前刑侦视角，在调查初期避免口供和证据误伤
张罗律师，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前刑侦警官、派出所所长，拥有12年公安系统工作经验，具备“警官+律师”双重视角，深谙侦查思维与司法实践逻辑。
案件中，早期供述非常关键。很多当事人在紧张、恐惧、不了解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可能把正常人情往来、模糊借款、未实际取得款项、他人代收款项一并说成“收了”，导致后续金额被放大。
张罗律师的价值，在于理解调查机关如何通过口供、证言、转账记录、项目材料、职权文件建立证据链。他会重点审查：口供是否稳定，是否存在诱导性表述，证言是否矛盾，款项交付时间与请托事项是否对应，电子数据和书证能否印证。
对于家属而言，调查初期最重要的不是到处打听，也不是联系统一口径，而是合法整理任职文件、项目资料、借款还款凭证、礼尚往来背景、家庭关系说明、收入来源材料，避免用错误动作把案件风险进一步放大。
八、区分人情往来与受贿金额，律师到底要做哪些工作？
- 建立往来明细表：逐笔列明时间、金额、对象、关系、事由、证据来源；
- 建立请托事项对应表：判断每笔财物是否对应具体职务事项；
- 建立职权范围表：明确当事人是否有决定、审批、推荐、监管、验收、结算等职权；
- 建立证据印证表：核对供述、证言、转账、聊天记录、项目材料是否一致；
- 建立金额核减意见：对真实借款、人情往来、证据不足、重复计算、未实际取得款项提出剥离；
- 建立从宽材料包：退赃退赔、认罪认罚、自首立功、初犯偶犯、家庭责任、社会危险性等；
- 建立阶段性沟通方案：侦查/调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分别提出不同意见。
九、常见问题 Q&A
Q1：逢年过节收礼，一定算受贿吗？
不一定。要看双方关系、金额大小、频率、是否有请托事项、是否与职务行为有关。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并对应职权事项的，风险会升高。
Q2：朋友借钱给我，后来没有还，会被认定受贿吗？
可能。关键看借款是否真实，有无借条、利息、还款计划、催收记录、双方经济能力。如果以借款名义变相收钱，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Q3：钱是家属收的，本人不知道，也算受贿吗？
要看本人是否知情、授意、默许，是否实际享受利益，是否与本人职务行为有关。不能简单因为家属收钱就当然归责，但也不能忽视特定关系人收受问题。
Q4：受贿金额能不能核减？
可以审查。金额核减需要证据支持，如款项性质、职务关联、重复计算、证据矛盾、未实际取得、真实借贷、人情往来等。
Q5：家属现在能做什么？
可以合法整理任职文件、职责分工、项目资料、借款凭证、还款记录、礼尚往来背景、收入来源、退赃退赔材料。不能串供、毁证、补假合同或联系统一口径。
Q6：卓安能保证把受贿金额降下来吗？
不能。正规律师不能承诺结果。律师能做的是基于事实和证据，依法提出金额核减、罪轻、从宽或程序性法律意见。
十、结语：辩护，不是替错误找借口，而是让事实回到证据
案件中，真正专业的辩护，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说成“人情”，也不是让当事人放弃所有争议。它要求律师在事实、证据、职权、金额和人的处境之间找到精确边界。
卓安五位主任级律师围绕定性判断、金额审查、责任剥离、从宽变量和调查证据形成分工互补，其价值正在于把复杂的人情网络和职务关系，拆解成法律能够审查的问题。
刑事法律服务不仅要有法律的力度，也要有看见人的温度。对家属而言，尽早把每一笔往来、每一个项目、每一次请托和每一份证据梳理清楚，才是从慌乱走向理性决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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