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可区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二者评判犯罪中止的成立存在不同。简单共同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犯罪，若部分共同实行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又成功阻止其他共同实行犯放弃犯罪，犯罪过程不再延续的，各共同实行犯均成立犯罪中止；该放弃犯罪者虽未能说服他人的，但通过自身努力有效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其依然构成犯罪中止，而相对其他未放弃者而言，危害结果的未发生是意志以外因素所致，则构成；该放弃犯罪者若未能有效劝服其他实行犯，或者未能采取合理、有效措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致使犯罪既遂的，各实行犯均应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复杂共同犯罪中，虽然内部存在分工，各共犯对犯罪过程参与程度不同，但对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的判断，基本原则等同于简单共同犯罪，主要把握放弃犯罪者终止自身行为、对其他共犯是否成功

施加影响或有效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等几方面内容。对其他非主动放弃犯罪的共犯的犯罪形态把握，就要看危害结果未发生的状态与其主观心态是否背离，是否因其主动放弃犯罪心态下付出的努力，或者成立犯罪中止，或者成立犯罪未遂。若未能有效避免犯罪结果发生的，均构成犯罪既遂。本案中，刘星系复杂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其虽然放弃继续实施犯罪，但未有效阻止实行犯薛占全放弃继续实施犯罪，也未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薛占全继续实行并完成抢劫行为，故刘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中止，应当认定为抢劫既遂。

虽然根据犯罪中止理论的通说，共同犯罪人单纯放弃继续犯罪，未能阻止他人实行行为或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中止，其仍具备承担犯罪既遂责任的主客观条件，但毕竟其主观上存在放弃继续犯罪的愿望，客观上未再继续扩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影响，也未再对危害结果的产生施加作用力，相较未放弃的共同犯罪人而言，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个体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也较低，所应背负的刑事责任理应有所区别。根据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共同犯罪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除需考虑整体犯罪的性质、手段、后果等相关情节外，更应注重考虑共犯参与程度、地位、作用以及对其他共犯产生的影响，而对于意欲放弃犯罪却不足成立中止犯的共同犯罪人来说，自动放弃行为或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努力也是一个方面的考虑因素。尤其是共同犯罪人若仅参与犯罪预备，未及实行阶段便萌生放弃之意，客观上更未进一步参与，其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与共同犯罪后果间的因果联系也相对疏离，只是因共同犯罪整体性及共同犯罪人相互牵连的特性使其应背负相较个人犯罪更高的注意义务，由其仍需承担共同犯罪既遂责任已是体现，但若不在具体刑事责任负担上区分考虑则是对共同犯罪人过于苛责，也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鼓励共同犯罪人放弃犯罪。由此可见，共同犯罪人即便放弃犯罪的行为不足以成立犯罪中止的，也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危害大小并适当考虑其放弃犯罪的意愿及所做努力施以相应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