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案被害人“亡者归来”、杜培武案“真凶落网”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刑事司法的一片质疑，司法权威受到强烈冲击。反思近年来发生的冤错案件，证据问题是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行政干涉、舆论影响、制度缺陷、破案压力等原因，都要通过证据问题表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证据问题。因此，要防范刑事错案，关键在于严把证据关，严格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从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笔者探究出以下防范刑事错案的证据审查方法，权当一孔之见。

　　一、直觉判断法

　　直觉思维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可以减少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或为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我国古代“五声听狱讼”，就是直觉判断法在断案中的运用。

　　例：某镇小卖部发生凶杀案，水泥厂工人李某有重大嫌疑，一个关键证据就是从李某房中搜出的上衣有血迹，灰斗中有带血迹的卫生纸，经DNA鉴定，结论均为死者血迹。归案后一直不承认犯罪的李某最后承认了杀人事实。法庭上，李某含泪辩称自己无罪，并称有罪供述是逼供所得，鉴定结论肯定有错，上衣及卫生纸上的血迹是自己脸上长青春痘后擦上的血。这一情况引起法官注意，直觉告诉他们，李某不是无理狡辩，因为李某言辞恳切而不闪烁其词，目光坚定而不散乱游移。尽管侦查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审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DNA检材系现场提取，绝对不会错”，但法官们慎重研究后，还是决定重新鉴定。戏剧性的结果出现，经重新鉴定后，送检的上衣和卫生纸上的血迹是李某所留，不是死者所留。事后发现，第一次鉴定系法医工作失误，把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检材当作被告人李某的，把被告人李某的又当作被害人，从而作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

　　本案中，法官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直接否认权威的DNA鉴定，凭的仅仅是直觉，直觉告诉他该案证据可能出错。凭着直觉的指引，法庭找到了相反的证据，从而防范了一个冤案的发生。

　　二、逻辑推理法

　　推理是根据一个或一些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运用逻辑推理，可以甄别一个证据的真伪。如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做律师时，为亡友之子小阿姆斯特朗辩护时，是这样向目击福尔逊提问的：

　　林肯：你肯定死者是小阿姆斯特朗杀害的吗？

　　福尔逊：是的，我在10月18日晚上11点目睹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击毙了死者。

　　林肯：你在大树东边的草堆后面，小阿姆斯特朗在大树下面，你们相距二三十米，你能看得清楚吗？

　　福尔逊：看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有月光，月光很明亮，我肯定看清了他的脸，因为月光正照在他脸上。

　　询问到这里，林肯转向对人们说道：“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这个证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接着他说“请注意，他一口咬定10月18日晚上11时在月光下看清了被告人的脸，请大家想一想，10月18日那天是上弦月，晚上11点时，月亮早已下山了，但是，那时月光应该是从西边往东边照，草堆在东，大树在西，如果被告人脸朝草堆，月光就只能照着他的后脑勺，脸上照不到月光，证人怎么能从二三十米外的草堆处看清被告人的脸呢？如果被告人脸朝西，月光可以照到脸上，但证人在大树东边的草堆后面，那么证人也就根本不可能看到被告人的脸了。”

　　林肯运用演绎推理里面的“二难推理”，得出一个逻辑互相矛盾的结论，从而证明福尔逊作了虚假陈词。

　　矛盾排除法。排除矛盾法要求法官在一对自相矛盾的结论中，寻找正当理由，排除其中一个结论，否则，案件本身就不能成立。

　　如：佘祥林杀妻案中，有一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一是佘祥林因妻子张在玉患精神病产生厌弃情绪，传言与某女青年关系暧昧，张在玉失踪的同时，1994年4月11日村里出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女尸，佘祥林有杀妻嫌疑；另一个相反的证据是村民倪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在出现无名女尸后的10月中旬，在姚岭村发现有一名年龄体貌特征与张在玉相似的精神病妇女，该妇女自称走亲戚时迷失方向。

　　根据矛盾律原则，“无名女尸是张在玉”和后来“群众发现张在玉出现在姚岭村”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证据至少有一个是假的，遗憾的是，办案人员并没认真调查，排除矛盾。

　　三、存疑查证法

　　刑事案件据以定案的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前提是产生怀疑，提出问题。善于质疑对一位刑事法官而言是一种必备的能力。

　　如：2008年10月，被告人杨某强奸了一名8岁女孩。据杨某的户籍登记和本人供述，杨某出生于11月，案发时刚满14周岁，应负刑事责任。审理中，杨某的父亲突然提出，杨某的户籍登记有误，其实际出生日期为1994年11月，并提交了相关电子证据，据此提出其子无罪的意见。经对该电子数据进行技术鉴定，发现杨某的出生日期于2008年被人为变更为1994年11月这一重要证据。据此，法院对杨某作出了有罪判决。

　　本案中，承办法官对证据突袭的行为产生怀疑，身为杨某之父，对儿子的实际年龄应当了然于胸，但杨某的父亲在侦查阶段和起诉审查阶段，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该行为不符合常理。承办法院将审理思路转移到电子证据的检验鉴定上，果然发现该证据系伪造。

　　科学求证法。科学求证法是依赖科技手段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它相对于经验判断等方法具有更强的证明力。20世纪90年代初，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的DNA可能吻合，而现在的吻合度已达到4万亿分之一，科技在不断进步，打击犯罪的准确率就更高。三国时期“张举烧猪”是较早的科学求证法。“有妻杀夫，放火烧舍，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诉于官，妻不服。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积薪烧之。活者口中有灰，杀者口无灰。因验尸，口果无灰也，鞫之，服罪。”活人被烧时，不可避免有烟灰炭未吸入口腔中。张举通过科学试验，证实死者系先杀后烧，使罪犯口服心服。

　　细节深究法。证据审查需要多听，多看，多想，多调查，从细微之处入手，作深层次的分析解剖，找出案件真相。多听，就是要听被告人的辩解，听辩护人的辩护，听专家的意见，听当事人的说法，听群众的反映。多看，就是要仔细地看，对比着看，除了看卷宗，还要看视频资料，查看实物证据；多想，就是要想案发场景，想勘查场景，想抓获场景，站在被告人的角度想，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想，站在目击证人的角度想；多调查，就是要调查当事人的身份背景，调查与案件关联的气象、水文、时间、事件，调查刑侦手段、实验操作、鉴定过程，注重法庭调查、实地调查、社会调查。

　　如：某市机关指控，被告人邓某受肖某指派，于2008年2月1日从家乡某县出发，到深圳龙岗从绰号叫“刀疤”的毒贩手中购得海洛因130余克用于贩卖。虽然肖某供述了该指控的事实，但被告人邓某只承认从肖某处买过毒品，没有替肖某运过毒品。庭审时，针对出租车司机陈述曾于2008年2月1日接送邓某到火车站的证言，邓某矢口否认，称曾经多次租乘该司机的出租车，但2008年2月1日他没有租过车，并称当时下雪被封了山路，他出不了山。为此，承办法官查阅了当地的气象资料，发现2008年2月1日的前后一个月里，该县正处于严重冰灾时期，停水停电，通讯不畅，公路，铁路全面中断。被告人家在山区，本来就交通不便，冰灾时期更是与世隔绝，加上被告人邓某是个跛子，要到千里之外的深圳运毒，其可能性接近为零。据此，法院认定公诉机关指控邓某不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辩解有其合理性。如果法官置若罔闻，没有抓住被告人提供的这一质证细节深入调查，就不能获取当地2008年遭遇冰灾这一特殊背景的气象资料，更不能破解邓某运毒这一伪命题。

　　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冤假错案，古今皆有，中外共存，从认识规律的角度看，百分之百杜绝错案是不可能实现的。证据是案件的灵魂与关键，审判的本质是判断权。如果每一位法官都能严格依据证据规则审查、运用证据，审慎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刑事错案就会减到最少。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