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例已经被《庭立方优秀案例库》收录，编号2026年029号
刑拘30天后终止侦查：律师真正做的，帮助案件回到事实本身
一、案件结果、亮点、焦点、封面语
罪名：
结果：当事人在被刑事拘留后第30天，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终止侦查决定。
亮点：案件结果并非建立在夸张包装或者情绪对抗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出境原因、归国经过、工作内容、手机聊天记录、职业技能背景等细节的重新梳理和证据固定之上。
案件焦点：
第一，当事人是否明知自己出境系从事诈骗活动；
第二，当事人是否属于被诱骗、被裹挟出境；
第三，其在境外从事的究竟是诈骗实行行为，还是弱电维修类技术劳动；
第四，其主动联系公安、主动回国的行为，能否作为归案性质和从宽处理的重要事实。
封面语：
在涉电诈案件里，律师真正做的，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而是把零散的细节整理成证据，让案件重新回到事实本身。
二、案情简介
1. 当事人信息
：王某，男性，普通务工人员。
办案机关：公安机关。
案件类型：涉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本案中，王某被卷入一起涉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进入程序后，家属最初的焦虑其实很典型：一听到“境外”“电诈”“刑拘”，第一反应就是案子是不是已经定了，律师还能做什么。实际上，这恰恰也是这类案件最容易被“标签化”处理的时候。律师介入后，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先急着下结论，而是先把当事人的出境原因、境外工作内容、回国经过以及此前未被充分呈现的细节逐项梳理出来。
2. 关键时间轴
A：当事人出境至菲律宾
B：因涉嫌涉诈关联行为被刑事拘留
C：律师介入并多次会见、听取陈述
D：围绕“被骗出境”“手机留在国内”“主动联系公安”“境外从事弱电维修”等情节组织证据
E：向办案机关提交辩护意见及相关证据线索
F：刑拘第30天，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终止侦查决定。
3. 案件基本事实
本案中，王某向律师陈述，其本人并非明知去境外实施诈骗，而是被人以介绍工作的方式骗去菲律宾。到案后，他提到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其原先使用的手机留在国内家中，手机中的历史聊天记录，恰恰可能反映出是谁联系他、对方当初是如何描述工作的、是否存在虚假招聘和故意隐瞒。与此同时，王某还提到，自己是在国外使馆换护照时得知国内公安机关已对其上网追逃，随后主动联系老家公安，表示愿意回国处理。此外，他始终坚持自己在菲律宾从事的是弱电维修工作，并未参与诈骗。正是这些起初看起来零散、细小的事实，成为后续辩护工作的关键起点。
三、办案过程
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很能说明在涉电诈案件中的真实作用。这类案件里最有价值的工作，往往发生在最前端、最细碎的地方：反复会见、耐心追问、梳理时间线、识别对当事人有利却尚未被固定的细节，再把这些细节转化成可以提交、可以核验、可以被采信的事实材料。
首先，律师在会见中没有停留于“当事人说自己无罪”这种笼统表述，而是不断往下追问。比如，出境前究竟是谁联系他的，对方最初说的是做什么工作；出境时是否知道要参与诈骗；到了菲律宾后具体从事什么；平时是否接触诈骗话术、被害人信息、资金流转、设备管理等核心环节。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当事人提到自己此前的手机留在家里，而这部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很可能直接反映其出境前接受的信息内容。这就让“我是被骗过去的”不再只是一个口头辩解，而有机会通过客观电子数据得到印证。
其次，律师没有把“主动回国”写成一句空泛口号，而是把整个过程拆开来看。当事人是在国外使馆换护照时得知国内公安已对其追逃，之后主动联系老家公安，表达愿意回国处理。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包括何时得知追逃、由谁告知、何时联系公安、如何订票回国、入境后如何接受处理，都可能影响对其归案性质的法律评价。因此，辩护工作并不是机械套用“自首”两个字，而是尽量把这条归国路径还原完整，形成可核验的事实链。
再次，针对“没有参与诈骗，只是做弱电维修”的辩点，律师也没有满足于一句否认，而是继续向证据深处推进。一方面，围绕其在境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是否接触诈骗实行行为、是否掌握诈骗核心内容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及时让家属去寻找其出国前已经取得的弱电维修、电力维修相关证书及从业经历材料。因为这些材料的意义，不只是证明“他会维修”，更是为了说明其关于出境系从事维修工作的陈述，与其过往职业背景、技能储备、从业经历具有一致性，从而增强辩解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最后，律师在与办案机关沟通时，也没有采用情绪对立的方式，而是把当事人的说法、手机聊天记录线索、职业背景材料、主动回国经过等内容整理成一条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提交给办案机关进一步核查。案件最终在刑拘30天内终止侦查，并不是因为律师“把黑说成白”，而是因为案件中的关键事实，在程序推进中得到了重新审视。
四、办案思路
这起案件最值得总结的地方，在于它非常典型地展示了：在涉电诈案件中，辩护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往往不是宏大的法律口号，而是一个一个被认真对待的细节。
社会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天然的反感和警惕，这完全可以理解。诈骗侵害的是普通人的财产安全，也伤害了社会的基本信任。作为刑事律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始终持鲜明反对立场，这一点没有模糊空间。
但正因为如此，越是面对这类标签重、情绪强的案件，越要坚持精准打击，而不是一体评价。真正成熟的刑事司法，不只是“打得狠”，更重要的是“打得准”。谁是真正实施诈骗的人，谁是被虚假招聘、熟人介绍、虚构岗位骗去境外的人，谁在境外究竟实施了什么行为，主观上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些都不能仅凭案件标签作判断，只能靠事实和证据。
本案里，辩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不急着对当事人口中的“我是被骗过去的”作价值判断，而是先问：有没有客观材料能印证？手机在国内，这件事原本很容易被忽视，但恰恰因为手机留在家里，里面的聊天记录有可能成为还原其出境原因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说，律师的工作不是替当事人“想说法”，而是帮助他把那些原本零散、未被注意的事实，转化成可以查证的证据线索。
辩护的第二步，是把程序上的从宽情节做实。很多案件里，当事人会说“我是主动回来的”，但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线、没有节点、没有材料，就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律师必须把主动回国的路径拆开来看：什么时候得知被追逃，之后作了什么选择，是否主动联系公安，联系后表达了什么态度，何时订票，何时回国，何时到案。这种工作表面上不轰动，但恰恰是能不能让办案机关重新评价案件的重要基础。
辩护的第三步，是把“没有参与诈骗”做成一条可审查的实体辩点。对于涉境外案件而言，仅仅说“他只是维修人员”远远不够，关键要继续追问：他接触的是设备还是被害人？是技术故障还是诈骗话术？是维修线路还是参与引流、聊天、转账？如果这些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所谓“没有参与诈骗”就容易变成一句无力的口头否认。而一旦把工作内容、职业背景、技能证书与具体从业经历对应起来，这个辩点才真正有了落点。
所以，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在刑拘30天后终止侦查，其实说明的不是律师有多“神”，而是说明在法治框架下，只要案件中存在应当继续查明的事实，只要证据中存在尚未被充分呈现的内容，只要法律评价上存在应当区分的空间，案件处理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刑事律师真正做的，不是替谁逃避法律，而是帮助案件更接近真实，帮助办案机关更完整地看见事实，也帮助那些本不应被错误评价的人，获得一个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处理结果。
五、办案结果
本案在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第30天，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终止侦查决定。对当事人及家属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对律师而言，这个结果更说明，个案事实只要被认真梳理、关键证据只要被及时固定，案件就有机会回到事实本身，而不是停留在外部标签之中。
六、办案心得
这类案件办下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刑事辩护最怕的不是案件复杂，而是案件一开始就被“标签化”理解。只要一贴上“境外”“电诈”“刑拘”的标签，很多人就会不自觉地认为，后面的事实已经不重要了，律师的工作无非就是想办法“减轻一点”。但实际上，越是这样的案件，越需要把事实一寸一寸地拉回来。
很多案件的关键转机，并不来自一句多么宏大的法律论证，而是来自一个被认真追问出来的细节。比如本案中，手机留在家里，原本只是当事人随口提到的一件事，但一旦意识到手机聊天记录可能对应出境原因、招聘内容和他人虚假承诺，这个细节就不再是背景信息，而会变成证据突破口。再比如，主动回国也不是一句“我回来了”就足够，而是需要把整个路径还原出来，变成一个有前因后果、可以核验的事实链条。弱电维修也是一样，只有把技能背景、职业经历和境外工作内容对应起来，它才可能真正构成有效辩护。
所以我始终认为，刑事律师的价值，不在于把一个案件说得多热闹，而在于能不能让那些原本模糊、零散、未被重视的内容，被办案机关真正看见。很多时候，律师做的只是一次认真会见，一次反复追问，一份聊天记录的整理，一张职业证书的调取，一条回国路径的还原。这些工作并不戏剧化，却往往决定着一个案件最终会不会走偏，决定着一个人会不会在事实没有查清之前，被过早贴上不应属于他的标签。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我始终坚持鲜明反对的立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坚持另一件事：反对犯罪，不等于放弃个案公正；依法打击，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事实差异。刑事司法真正有力量的地方，从来不是简单地“一网打尽”，而是能够在强烈社会情绪和复杂个案事实之间，仍然保有边界、分寸与耐心。
而刑事辩护真正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七、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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