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昕教授】

民法典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但没有官方宣称或民法学者想像的那么大。民法典的时代，仍然还是原来的时代。

从规则的角度来说，民法典算不上突破，主要是先前一些法律规则的整合。

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民法典的学习也不像一些法律人感叹得那么难，法理通情理，凭常识判断大概率是不会错的。

从法治的推动来说，民法典不过是点滴推动法治大环境下的一个动作，和最高检制定一项司法文件（诸如我们申请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关于〈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增补目录〉能否作为认定毒品依据的批复》）性质上是等同的，都得在党的政策、领导人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适用。

中国整体的法治状况不太可能因为民法典的出台而有较大改进。尤其对于我们刑辩律师而言，见惯了刑事插手民事纠纷，见惯了冤假错案，见惯了公检法明知有错而强行推进，我们更加体会，民法典不过是一些规则的汇集而已。

孟德斯鸠说，“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但当下的现实是，慈母般的民法，会被随时插入。

当然，我愿意把民法典理解成中国点滴推动法治努力的一个重要动作。这是对未来的期望，是生活的动力。我从书斋走向法庭，从民诉转向刑辩，从学术的象牙塔步入司法的竞技场，见惯了刑事司法干预民事纠纷的魑魅魍魉。如果没有这样的期许和动力，不要说对刑事辩护救人救命的坚守，连维系正常的心理健康都是困难的。

民法尊重常识常理常情，尊重惯例，是刑事司法值得借鉴之处。刑辩律师要救人救命，当然要学习民法典。我的惯例是遇到相关问题时，全面研究包括民法典在内的一切法律规则、政策依据、典型案例和关联知识。

在所有的法律人中，我们注意到，刑辩律师是最少为民法典唱赞歌的人，因为他们被法治现实伤害得最深。正如最包头案，家属找我近半年，我一直不接，直到病危的王永明要被抓了，我才下决心介入，希望能救命。但如今眼睁睁看着王永明可能要被关死，却救不下来。这时候来歌颂伟大的民法典太不合时宜，看着别人歌颂也忍不住泼点凉水。

王永明的女儿王然，美国留学六年，工作两年，本可留在美国，她劝父亲去美国，但王永明爱国爱包头，说包头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然后被包了头，性命堪忧。从小粉红到访民：海归女硕士即将家破人亡，这位当代缇萦哭着说，“我放弃美国绿卡，不是为了回来接受公检法的侮辱和迫害。”

民法慈母般的眼睛，请看看这个刚为人母的女儿，看看她即将被关死的父亲，看看这位父亲另一位留学英国回来的儿子，看看十多位与生命赛跑的刑辩律师，您的目光能压得住刑事插手民间借贷纠纷的凶狠吗？

即便罪大恶极之人，也享有生命权，这是司法人道和司法文明的基本要求，遑论无罪推定原则。更何况律师们认为王永明等人明显不涉黑；不仅我们，连本地律师也都认为不涉黑；不仅没有涉黑，而且指控的个罪都基本不能成立。案涉47份包头中院民庭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是王永明胜诉的。该案若在包头继续审理，将会出现刑庭法官审理民庭既成判决的“王成忠案悖论”。若该案不移出包头管辖，慈母般的民法典很快就要被包头的刑事司法所碾碎。

在四处“迎接民法典的时代“，愿这个时代不负王然那样的女儿们，愿这位当代缇萦能救下他的父亲，使之享有宪法和民法典规定、抑或无需法律、只凭天理就当拥有的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