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例已经被《庭立方优秀案例库》收录，编号2026年076号
民事委托纠纷被错控，大直律师为其成功辩护
2025年12月，唐某因受朋友请托介入他人拆迁补偿事宜并收取50万元服务费，因事未办成被某市公安局某分局以诈骗罪刑事拘留，面临被逮捕的严重境况。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姜烨、姜淏律师接受家属委托后，第一时间介入案件，通过紧急会见、全面阅卷、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民事委托纠纷与刑事诈骗犯罪”的核心边界，从行为性质、主观目的、客观行为、退赔谅解等多个维度系统论证唐某不构成诈骗罪，最终成功说服某市某新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续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进一步认定唐某不构成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唐某得以彻底洗清罪名、重获自由。
一、案件结果、亮点、焦点、封面语
罪名：诈骗罪
结果：某市公安局某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认定“没有犯罪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撤销案件。
亮点：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被刑事化案件。唐某因介入他人拆迁补偿事宜，在收取50万元服务费后因客观原因未促成委托事项，便被以诈骗罪刑事拘留。大直刑辩团队律师接受委托后，紧扣“民事委托合同关系”这一核心性质，从虚构事实要件、非法占有目的、刑民交叉处理等关键辩点展开系统论证，先后成功说服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使当事人彻底免于刑事追究。本案的成功办理，既体现了辩护律师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精准把握，也展示了大直刑辩团队在处理刑民交叉复杂案件方面的深厚功力。
焦点：本案中唐某与委托人孟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刑事诈骗犯罪还是民事委托合同纠纷；唐某在办理委托事项过程中存在的“夸大能力”行为能否认定为意义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唐某事后全额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事实，能否否定其“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以及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下，对此类因民事纠纷引发的经济类案件，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如何准确把握刑事追诉边界。
封面语：2025年12月，犯罪嫌疑人唐某因受朋友请托，介入他人拆迁补偿事宜并收取50万元服务费，因事未办成被以诈骗罪刑事拘留，面临被逮捕的严重境况。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姜烨、姜淏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会见、阅卷及深入研究，精准把握“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这一核心辩点，从委托关系性质、虚构事实要件、非法占有目的、刑民交叉处理等多个角度系统论证，成功说服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最终进一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唐某彻底洗清罪名、重获自由。
二、案情简介
本案源于一起拆迁补偿引发的民事委托事宜。被害人孟某系某市某新区某处承租房的实际使用人，在该地块面临征收拆迁过程中，孟某希望能够通过协调关系，争取到比既有补偿方案更高的补偿金额。为此，孟某与案外人周某达成委托协议，约定由周某负责协调相关补偿事宜。周某接受委托后，因其本人在相关事务中能力有限，遂通过朋友“小高”请托唐某介入此事，唐某由此参与到该拆迁补偿的协调过程中。
在协调过程中，唐某多次往返于江苏与某市之间，并曾陪同孟某前往北京进行沟通协调，实际付出了相应的劳动与成本。在此期间，经唐某参与沟通，房东方面同意在原有补偿基础上增加六十余万元。该结果虽未完全达到孟某的预期，但客观反映了唐某在协调过程中付出了实质性努力。
基于前述协调进展，孟某按照与周某之间的委托协议，向唐某个人账户支付了50万元作为“服务费”。唐某收取该款项后，继续推进相关协调工作。后因客观原因，委托事项未能按照孟某的预期完全实现，孟某遂以唐某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2025年12月，某市公安局某市分局以唐某涉嫌诈骗罪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公安机关向某市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三、办案经过
唐某被刑事拘留后，其家属第一时间委托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姜烨、姜淏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接受委托后，承办律师迅速为本案展开了以下工作：
1.紧急会见与情况核实
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前往看守所会见唐某，向其详细了解案件全过程，包括其与周某、孟某、“小高”之间的人物关系及委托链条的建立过程，其在协调拆迁补偿事宜中的具体行为、收取服务费的对价依据、事未办成后与孟某的沟通情况、退款意愿及实际履行情况等关键事实。同时向唐某告知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并就其与孟某之间系民事纠纷、涉嫌诈骗罪定性有误进行初步法律分析，稳定其情绪，坚定其依法维权的信心。
2.全面审查案件证据
辩护律师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全面梳理了指控唐某涉嫌诈骗罪的现有证据，重点审查：唐某与孟某、周某、“小高”之间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唐某参与协调拆迁补偿事宜的相关证据，包括往返差旅、陪同赴京等履约行为；房东增加六十余万元补偿的相关事实；唐某事后的沟通记录、退款行为及取得的孟某的谅解书。通过证据梳理，辩护律师发现本案在主观目的、客观行为、款项性质等方面均存在重大争议，指控唐某构成诈骗罪的证据存在明显缺口。
3.与司法机关进行充分沟通
在准确把握案情和证据的基础上，辩护律师围绕案件性质认定、是否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是否具备逮捕必要性等核心问题，撰写了详细的《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并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了多轮当面沟通。辩护人提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事委托合同关系，唐某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缺乏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且已全额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亦不具备法定的逮捕必要性条件，应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4.持续关注案件走向
在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辩护律师并未掉以轻心，持续关注后续侦查进展。辩护律师向公安机关进一步提交书面意见，详细阐述唐某不构成犯罪的法律理由，最终促使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进一步查明事实，认定“没有犯罪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四、办案思路
辩护人对本案的核心判断是：这是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被刑事化”案件，唐某与孟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上是民事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犯罪。唐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亦不具备法定的逮捕必要性。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事委托合同关系，不属于刑事诈骗犯罪。
准确界定案件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判断本案是否构成诈骗罪的根本前提。从案件事实看，孟某与周某之间、周某与唐某之间，先后形成民事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孟某支付服务费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周某及唐某的协调，争取到比既有补偿方案更高的拆迁补偿金额。这一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民事委托合同的本质特征：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承诺尽力协调并收取相应报酬。
在民事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处理事务，委托人根据受托人处理事务的结果支付相应的报酬。只要受托人在处理事务过程中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即便最终未能实现委托人的预期目标，也属于民事合同履行不能或不完全履行的范畴，应通过民事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而非由刑事司法权介入并以诈骗罪追究受托人的刑事责任。
本案中，唐某与孟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未因“事未办成”而发生性质转变，也不因孟某事后主张“被骗”而自动转化为刑事诈骗犯罪。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不能由被害人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决定，而应由司法机关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目的，依法作出准确认定。
二、唐某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致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具体到本案，辩护人认为唐某并不存在上述欺诈行为：
1.身份关系真实。在整个委托链条中，唐某均以其真实身份参与协调工作。唐某既未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未虚构所谓的“内部关系”，更未伪造任何公文、证件或印章以骗取孟某的信任。从认识渠道看，唐某系应朋友“小高”请托而介入此事，其身份背景在孟某支付50万元服务费之前已为相关人员所知晓，不存在通过虚构身份取得被害人信任的情形。
2.行为过程真实。唐某在收取服务费后，多次往返于江苏与某市之间，并曾陪同孟某前往北京进行沟通协调，付出了实际的劳动和成本。经唐某的协调努力，房东方面同意在原有补偿基础上增加六十余万元，这一客观结果本身就证明了唐某在协调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开展了实质性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唐某在收取服务费时具备明确的事务办理意图，而非“骗取财物后占为己有”。
3.“夸大能力”不等于刑法欺诈。在民事委托和商业洽谈过程中，行为人对自身能力或社会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包装”或“宣传”，属于较为常见的沟通方式，尚未达到足以使他人完全陷入错误认识并据此处分重大财产的程度，与伪造公文、假冒身份等典型的诈骗行为有本质区别。不能将民事活动中常见的“夸大宣传”行为，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况且，本案中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请托事项本身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应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不能因其结果未达预期，就简单地将民事上的“办事不力”或“承诺未兑现”等同于刑事诈骗。
三、唐某主观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
“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不可或缺的主观构成要件，也是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的关键界限。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综合考察其行为动机、资金用途、事后态度、退赔表现等多重因素。结合本案：
1.行为动机正当。唐某介入拆迁补偿协调事宜，系应朋友“小高”的请托，其目的是为朋友帮忙并获取相应报酬，而非通过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在介入之前，唐某与孟某并不相识，亦无其他利益纠葛，不存在通过本案谋取非法利益的现实动机。
2.资金用途真实。唐某收取的50万元服务费用途明确，主要用于协调过程中的差旅、请客、沟通等与委托事项直接相关的合理支出，并非用于个人挥霍、偿还赌债或其他与委托事项无关的用途。这部分资金的真实用途，进一步印证了唐某在收受款项时具备明确的事务办理意图。
3.事后的态度与行为。在委托事项未能完全实现后，唐某并未推诿、躲避或失联，而是保持了与孟某的正常沟通，未有任何隐匿财产、转移资金或潜逃的迹象。更为关键的是，唐某对退还费用一事持明确同意态度，且双方争议焦点仅在于是否应扣除唐某实际支出的差旅费用，属于民事纠纷中常见的金额争议，而非“拒不归还”。
4.已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唐某最终将50万元全额退还孟某，并取得了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关键情节。若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该款项的目的，则完全可以通过隐匿、转移、挥霍等方式逃避返还义务，但其选择积极退赔并争取谅解的事实，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四、本案本质属民事纠纷，刑事介入应保持谦抑。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在民事法律足以调整和救济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动用刑事手段，以避免刑法干预范围的无限扩张。本案完全符合“民事纠纷”的本质特征，不存在必须通过刑事手段予以规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方面，本案源于民事委托合同关系，即便请托事项本身在合规性上存在争议，其性质也首先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孟某认为自身权益受损，完全可以通过民事协商、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寻求救济，要求唐某返还相应款项并赔偿损失。
另一方面，本案并未造成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唐某已将50万元全额退还孟某，双方的财产关系已经通过民事途径得到实质恢复，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不存在必须动用刑罚予以制裁的客观需要。
因此，将本案作为刑事诈骗案件处理，既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也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更可能对正常的市场交往和民事委托行为产生不当的“寒蝉效应”。
五、唐某不符合法定的逮捕必要性条件，依法应当不予批准逮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逮捕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采取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结合本案具体分析：
其一，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存在重大争议。如前所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事委托合同关系，唐某是否构成诈骗罪在主观目的、客观行为方面均存在重大疑问，罪与非罪的界限远未厘清。在此情况下，批准逮捕的法律前提尚不具备。
其二，唐某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均较小。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已全额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其本身无前科，系初犯、偶犯，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其三，不存在法定的社会危险性。唐某归案后无串供、毁灭证据、逃跑或自杀的任何迹象与风险，亦无任何报复被害人、威胁等可能影响诉讼程序的行为。对其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并不会对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造成任何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本案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唐某不符合逮捕的法定条件，对其不予批准逮捕符合“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并能有效降低因不当羁押可能引发的后续风险。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贵院依法审慎审查本案事实与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对唐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五、办案结果
某市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唐某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亦不具备法定的逮捕必要性，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唐某在被刑事拘留30余日后恢复人身自由。
某市公安局某市分局在后续侦查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采纳了辩护人的法律意见，认定唐某的行为“没有犯罪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正式撤销唐某涉嫌诈骗案。
撤销案件决定书认定：“我局办理的孟某被诈骗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六、办案心得
1.精准把握“刑民交叉”案件的核心辩点，是成功辩护的关键。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被刑事化”案件。表面上看，唐某收取50万元服务费后委托事项未能实现，被害人主张“被骗”，似乎符合诈骗罪的某些表面特征。但实质上，唐某与被害人之间是民事委托合同关系，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要件。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表面事实所迷惑，深入分析案件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准确把握“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根本边界，从而为当事人争取到最佳结果。
2.高度重视“退赔与谅解”在诈骗类案件中的关键作用。
在诈骗类犯罪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而“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不仅要看行为人收受财物时的主观意图，更要看事后的态度和退赔表现。本案中，唐某在事未办成后并未推诿失联，且最终将50万元全额退还并取得被害人谅解，这一事实在否定其“非法占有”主观目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充分重视引导当事人主动退赔、争取谅解，并将该事实作为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论据加以运用。
3.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积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当前，“少捕慎诉慎押”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方向。对于因民事纠纷引发的经济类案件，尤其是在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涉案金额不大、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且已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准确把握这一政策精神，积极向司法机关阐述当事人符合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各项条件，争取为当事人提供非羁押的诉讼环境，避免不当羁押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
4.持续关注案件后续走向，确保辩护效果落到实处。
不予批准逮捕并不意味着案件的最终结束，公安机关仍可能继续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辩护律师在争取到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应当继续保持与公安机关的沟通，持续阐述当事人无罪的法律意见，争取推动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彻底使当事人免于刑事追究。本案中，辩护律师在不予批准逮捕之后继续发力，最终促使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使唐某彻底洗清罪名、重获自由，正是持续关注、不懈努力的结果。
七、结语
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刑辩团队始终秉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理念，深知每一个案件都关系到当事人的自由、尊严与家庭的幸福。为此，团队成员不畏艰难，精研法律，穷尽一切合法途径，为当事人争取每一份合法权益。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被刑事化”案件。唐某因介入他人拆迁补偿事宜收取服务费，在事未办成后被以诈骗罪刑事拘留，面临被逮捕的严重境况。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姜烨、姜淏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细致入微的会见、阅卷和证据梳理，准确把握“民事委托合同关系”这一案件本质，从客观行为、主观目的、退赔表现等多个维度系统论证唐某不构成诈骗罪。最终，检察机关采纳辩护意见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进一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使唐某彻底洗清罪名、重获自由，成功避免了一场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错案。
这一结果，既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准确把握，也彰显了辩护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无罪推定”和“”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将得到更加充分、更加有效的保障。
撤销案件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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