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辩护的3大误区和3大辩点

在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体系中，《》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下简称“本罪”）至关重要，是守护食品安全、打击食品犯罪的关键。然而，因法律条文表述模糊，且涉及多领域专业知识，司法实践容易陷入“客观归罪”误区——仅因食品检出毒害成分就认定构成本罪。如何精准界定本罪适用范围，成为司法实务难题与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本文将结合实务经验与典型案例，从行为、证据、法律性质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如何围绕 “掺” 这一核心行为，构建行之有效的辩护要点。

“罪名”与“罪状”分离引发的认知偏差

《》第 144 条的罪名为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从罪名来看，容易让人认为本罪针对的是有毒、有害的食品本身。但实际上，罪名并不是犯罪证明的核心对象，犯罪证明的关键在于罪状。就本罪而言，其罪状清晰表述为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
深入剖析上述条文，不难发现“罪名”与“罪状”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常规案件中这种差异并不影响犯罪认定，因掺入行为通常导致食品具有毒害性。但在特殊情况下，这一差异就容易引发争议。部分人员可能会受罪名表述的影响，只关注食品最终的检测结果，忽略了罪状所强调的“掺入”这一核心构成要件。实际上，回归到条文仔细研读，本罪成立的关键在于证明行为人“非法掺入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而并不以涉案食品检测出毒害成分为前提。
在刑事辩护的过程中，如果未能深刻理解上述差异，构建辩护策略时就容易陷入误区，不利于实现有效辩护。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辩护的3大误区

（一）误区 1：未检测=无法定罪？
如前所述，本罪的成立与否并不取决于涉案食品最终呈现的毒害状态。如果在案件侦办过程中，通过供述、证言，现场查获用于掺入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等多维度、多类型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行为人存在“非法掺入”这一关键事实的话，即便没有对涉案食品进行检测也有可能构成本罪。
《刑事审判参考》第1540号指导案例“纪某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的裁判要旨即明确指出，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不是必须以毒害性鉴定意见、检验报告为前提。多地司法文件也对此进行了明确阐释：“凡有充分证据证明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无需再对食品中的毒害物质进行检验或鉴定。”这一系列权威案例和规定充分彰显了在认定本罪时，对“掺入行为”的证明，远远高于对食品检测结果的依赖。
（二）误区2：检测合格=不构罪？
如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非法掺入”行为，即便食品检测合格仍然可能构罪。《刑事审判参考》第1004号指导案例“张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便是有力例证。该案检验报告显示“地沟油”中并未检测出毒害成分，但最终依然判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食品检测项目有着明确标准与范围。以食用动物油脂检测来说，主要针对“酸价”“过氧化值”“丙二醛” 等特定指标开展定向检测。然而，不法分子在实际操作中，其非法添加物的种类与范围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和灵活性。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情况：即便在食品生产时添加了某非法物质，若该物质不在常规检测项目内，按照现有的常规检测标准，产品仍可能显示合格。但这种表面合格，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食品本身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仅依据产品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检验标准这一检测结果，并不能必然、绝对地排除本罪成立的可能性。
（三）误区3：掺入剂量小=阻却归罪？
部分观点认为，即便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存在非法掺入行为，但由于掺入剂量较小，不会对食品质量产生实质影响，“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故不应构成本罪。然而从法理层面分析，本罪属于行为犯或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是基于立法层面所推定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需要对其进行逐一具体认定，也不需要造成现实的危险状态。学者也明确指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在被掺入到食品之前，本身就具有危害性，将其掺入食品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
由此可见，掺入剂量小这一因素，并不能必然阻却犯罪成立。这也正是在众多指导案例中，并未专门针对掺入剂量进行审查的原因所在。

“掺入”一词中蕴含的3大辩点

上述特征无疑增加了本罪的辩护难度。然而，事物皆具有两面性，“掺入” 这一关键构成要件，实则也为辩护工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即便涉案食品经检测具有毒害性，但若不符合“掺入”这一构成要件同样不构成本罪。结合办案经验和典型案例，“掺入”一词中蕴藏着三大关键辩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仅从事食品销售环节的主体而言，因其并不参与食品生产过程，自然不存在直接实施掺入行为的可能。判断其是否构成本罪，重点在于考察其是否明知所销售的食品被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鉴于该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笔者将在后续专门撰文予以阐述，本文暂不展开。

（一）行为辩护：并非“掺入”行为导致有毒、有害
核心策略：行为人未实施主动掺入行为，毒害成分源于食品原料自身属性、加工流程污染、腐败变质等因素，则即便最终食品客观上具有毒害性，也不应认定构成本罪。
典型案例：在上海某起“有毒河豚鱼”二审改判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行为人明知河豚鱼是法律禁止出售的有毒食品，但为了获取非法利润，没有有效去除河豚鱼中的有毒物质，造成四人中毒，其中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但二审法院改判认定，行为人在食品生产、销售的过程中没有掺入非食品原料，而是由于生产、销售的过程不规范或者违反相关规定，致使食品有毒、有害，改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这一案例清晰地表明，准确界定毒害性产生的根源，对于正确认定犯罪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证据辩护：拆解“掺入”行为的证据链条
核心策略：若在案证据无法确凿证明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掺入”行为，即便食品经检测含有毒害成分，也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本罪。
典型案例：在常鼎检刑检刑不诉（2018）91 号案件中，财鱼食品依次经过生产商、中间商和销售商三个环节，在销售环节检出了国家禁用的氯霉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是在哪一个环节添加了氯霉素，最终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又如渝梁检刑不诉（2019）53 号案件，在酸辣鸡食品中检测出可卡因，经调查与生产食品过程中添加的豆瓣酱有关。但该豆瓣酱系行为人私自制作，且案发时已无实物可供进一步检验，在案证据无法排除他人介入等可能性，最终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诉决定。
以上案例充分凸显了证据在认定 “掺入” 行为中的核心地位，只有证据确凿、充分，才能支撑有罪指控。
（三）性质辩护：审慎认定 “非法掺入” 与本罪的关系
核心策略：即便存在非法掺入行为，掺入物质也具有一定的毒害性，也不能一概认定构成本罪。
举例说明：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第一款）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第二款）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食品生产过程中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或者违规使用农药、兽药等情形。此类行为虽属于“非法掺入”范畴，且所涉物质客观上可能含有一定毒害成分，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非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辩护，本质是一场关于“掺入”行为的攻防战。律师需跳出“毒害结果”的思维定式，从行为主动性、证据完整性、法律性质三重维度构建防线。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客观归罪”，实现谦抑性与食品安全保护的平衡。